九步法的证据法面相

学术可以专精，实务却须通达。

以实务为导向，以通达为目标，一直是要件诉讼九步法的前进方向。研读姜世明先生《民事证据法》过程中，我对要件诉讼九步法有了新的思考。

一、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的融合

以前我有一些误解:以为实体法为大道，证据法为小技。深入琢磨，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证据法紧密连接实体法，程序法和生活、逻辑，只有学通透了才能深得其中真味。证明责任划分、证明的主题来自实体法，并为证据刻上了本证反证的标签。在事实需要查明的情况下，不像法学方法论中的论证，从事实到要件进行涵摄的论证，不如说，是直接从证据开始到要件进行论证。事实只是构建起的交流材料，美名其曰“法律真实”。辩论主义、举证时限等程序法要求决定了提交证据的必要性和时间要求。具体庭审中，提交证据的必要性是否出现，本证是否充分，反证是否需要提出，则需要结合自由心证判断是否达到了证明度，而这导向了逻辑和经验法则，这又需要极强的所涉及领域的背景知识。在证据是否可采的判断中，关联性需要经验法则判断，合法性有时需要所欲保护的实体价值和取证违法情形做利益衡量，比如北大方正陷阱取证案。借用姜世明先生的话，实务中，不懂证据法的法律判断，结论仍然是猜的。

二、九步法的逻辑顺序

整理要件事实→证明要件事实→论证要件事实的逻辑顺序，一直是我琢磨的重点。

在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中，根据诠释学上的循环，整理要件事实→论证要件事实的逻辑顺序得到证成，只有对生活原初事实进行实体法的修剪加工，形成要件事实的雏形，才能进行法学方法论上更精细地论证证成。

但在整理要件事实→证明要件事实的顺序上，却要从程序法和证据法上寻找依据。整理要件事实先于证明要件事实，还有证据法上的考量，也就是应该先明确证明的主题和方向，才能开始证据调查，原则上禁止摸索证明。“声请证据调查时,应表明证据主题及证据方法，例如：传讯某人，以证明某年某月某日被告持刀造成原告如何伤害之事实。摸索证明乃指证据主题不明，亦即待证事实不明，声请人期藉由此次摸索证据调查之结果以取得新待证事实，乃类似钓鱼式调查。若此，不负举证责任一造当事人被要求配合举证活动，与辩论主义是否形成冲突？因欠缺待证事实，法院无从判断证据调査之必要性，且于相对人易形成程序上之负担，且不符合诉讼经济。基本上，摸索证明原则上应予以禁止，例外始被允许。”[1]

整理要件事实先于证明要件事实，是因为原则上禁止摸索证明，只有明确想要证明什么，才能思考用什么证明的问题。

三、以关联性为基础的可采性理论

一般来讲，证据“三性”审查的顺序为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2]

在民诉的教材中，这三个特性的排序并不统一。由于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是证据必备的属性，从排除证据的角度讲，排除其中一个特性即可，所以没有必要深究三者的排序。但从民事诉讼发现真实以及促进效率的目标来讲，却应该采纳与英美法相同的作法，也就是以关联性为基础，与要件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原则上可采，促进发现真实；与要件事实没有关联的证据不可采，促进诉讼效率。以关联性为基础还突出要件诉讼九步法的逻辑主线，请求权基础规定了哪些事实是实质性的事实，整理要件事实整理出了完整的具有实质性的事实。而关联性则突出了哪些证据对这些事实有证明作用。在实务中，大家首先会问“你提交这份证据的证明目的和证明对象是什么？这就是在问证明对象的实质性和证据的关联性在哪儿？

有些学者的论述中，建议以真实性为基础，这实际上是强调了证据对于发现真实的作用，却忽略了证据在法律适用的从属性作用。法官、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无限制地发现全部的事实真相，而只是去查明与本案诉讼标的有相关的事实。除公益等事项外，坚持辩论主义原则，自认的事实也无须运用证据查明。从民事诉讼程序进展来讲，有争议的要件事实才能成为待证事实，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证据才有必要进入证据调查程序，而证据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是否不属于伪造变造而具有形式证据力，是否存在违法取证的情节而需要排除，是否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从而具有实质证据力？这些都是证据调查的结论。关联性则是开启证据调查的敲门砖。没有关联性的证据进行证据调查对于本案的审理是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是不经济的。所以，以真实性为基础的证据法理论只强调了发现真实的作用，以关联性为基础的思考方式才兼顾了发现真实、促进实体法律适用，实现诉讼程序经济和效率等多方面的价值。

原则上，有关联性的证据具有可采性，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大陆法系法官拥有诉讼程序的指挥权，对于法律专业人士而言，证据关联性的程序价值未予充分展现。在英美法系，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士的陪审团审理来讲，关联性的基础作用充分展现出来，关联性成为双方律师进行证据攻防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德国法官同样将关联性作为证据调查的控制阀，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的证据进入证据调查，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则没有进行证据调查的必要性。姜世明先生在《民事证据法》一书中引用台湾省法院判决称：“按当事人声明之证据，除认为不必要者外，法院应为调査，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甚明。所谓不必要者，系指当事人声明之证据，与应证事实无关，或即令属实，亦不足以影响法院心证裁判基础而言。苟依当事人声明之意旨，某证据方法与待证之事项有关联性者，不得预断为难得结果，认无必要而不予调査，更不得未予调査而不说明理由。”[3]

[1]姜世明：《民事证据法》，第344页，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

[2]王新平：《民事诉讼证据运用与实务技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3]姜世明：《民事证据法》，第711页，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