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悬疑，我的另一张写作面孔！书目治疗师
在青年作家之中，葛亮绝对称得上是名门之后。太舅公是陈独秀、祖父葛康俞为前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本期岛主就请他客串书目治疗师，聊聊如何面对家族的光环。
（葛亮/口述，耿汉/整理）
只要在网络中搜索我的名字，几乎每篇报道都会提到我的家族，也经常会有人问我家族的声望是否会给我带来压力。但在我个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长辈，都要与他们相处，刻意去回避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人最终都要走自己的路。
事实上，与其说家族的标签给我带来负担，我更觉得这是我的幸运。祖父那代人给我留下了很多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一种意念，自始至终都影响着我的写作，成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祖父就像我的一个人生坐标，像他那样能独立在时代之外做自己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至今我还时常翻阅祖父遗作《据几曾看》，尽管这部书是在40年前完成的，当我看到那些工整的蝇头小楷，仍然会心生敬意。
回溯家族的历史对我也是一种提醒。当中国进入全球化漩涡中时，语境在变，时代也变得越来越仓促，而家族就是我面对这些挑战的依恃，是我和传统之间结实的纽带。
我们家里几代人都是在大学里教书，历史和时代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为了向他们致敬，同时也是回望历史，我写下了《北鸢》和《朱雀》。尤其是《北鸢》，这本书看似是虚构，但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可循。
而我的新书《问米》则另辟蹊径，不再书写历史，而是着眼于7个关于你我身边平凡人的故事，7个庸常生活之下的意外结局，更多切入的是对当下和内心的叩问。
可能北方的读者对“问米”比较陌生，这是流行在南方的一种通灵法术。因做此仪式时都放一碗白米在旁，故称之为问米。一次在越南旅行期间，我曾见到有人施展这项法术。原来我们每个人嘴上说着逝者已矣，但内心都渴望着与他们建立联系，这背后可能是因为爱，也可能是因为不舍。不过有时逝者“说”出的话，却并不是那么美好。
《问米》的主人公就是旅居越南的通灵师阿让，他在越南河内的殡仪馆请神问米维生。他在书中有三次“问米”。第一次是妻子找亡夫，结果扯出妻子婚内出轨的丑事；第二次是一对中年丧子的夫妻，然而儿子自杀却是源于父母过度的爱；第三次是投资失败的弟弟找死去的哥哥问计，因为阿让的失误匆匆收场。
故事讲到最后，阿让道出了真相，自己所谓“通灵”不过是骗人糊口的把戏而已，他只是了解了客户的家庭背景，用表演的形式给生者以慰藉。而让他坚持这么做的，背后是一段跨越生死的承诺。
通过这些反转，我想表达的是世事中不可控的部分，想要的是一种“等待戈多”式的荒诞。对于越是大家都觉得一定会指向某个终点的事情，我越是要在最后笔锋一转，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名推理迷，应该已经觉察到这更像是一部推理小说常用的手法。其实我一直是一名推理迷，尤其喜欢日本本格派推理小说家横沟正史。
有人说本格推理过于传统，就像一个方程式一样一板一眼，往往会为了推理而牺牲文学性和人性的深度。事实上，横沟正史敏感于日本社会在政治经济、国际文化、民生等方面面临的非常巨大的转型，这些层次丰富的信息都体现在他的小说里。另一方面，他在语言审美，包括表达形式上也非常棒。比如在《狱门岛》里，他用俳句来暗示罪案的发生过程（行为方式），匠心独具。
《问米》也是一样的，与其说是着眼于悬疑，不如说在对其进行解构。悬疑的终极意义在破解事件的真相，这一过程在阅读者的成见中，是会引起兴奋的。但这本书里的故事，无一不在表达所谓真相倏忽而至时人的无力感。生活的逻辑终于覆盖了事件的因果逻辑。这是日常强大的力量。
事实上，我在之前很多作品里都尝试过悬疑。历史与悬疑，在我的小说中从不矛盾。例如短篇小说《朱鹮》，整个故事的破案过程以“我”作为线索，而最后嫌犯是“我”。所有的悬念，成为对人性的检阅。当事者，不可言说；旁观者，抱憾无言；类似的，《朱雀》的故事里有一名间谍，用中古音加变音来编制曲词，传递情报。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问米》的出版是否代表我从此以后风格的转变，突破家族带给我的光环。这当然可以理解，当一个作家出现了公众并不熟悉的文风时，经常会被人看作是转型。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每个人的性情都是多元的，你可以在这一刻表现得温和、理性，但当你遇到一些非常事件的时候，你可能会变得激动，愤慨，这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相。
家族是一个面相，人的个性又是一个面相。不同的面相堆砌起来，才能造就一个多维、立体、有温度的人。
作家也一样，我希望通过《问米》向读者呈现一个印象之外的面向。虽然我讲述了一个个残酷而魔幻的故事，但依旧和《北鸢》一样，包含着人性的温暖，希望给大家以慰藉。
葛亮：悬疑，我的另一个写作面相 丨书目治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