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面相的历史人物：我们怎样看法农？
写在前面：本文是笔者在11月15日晚一场读书讨论会中的发言整理，部分源自霍米·巴巴的观点，部分则是笔者浅薄的看法。
弗朗茨·法农因为他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激烈的表达使用暴力来反抗的倾向而为人所知，但当我们提到弗朗茨·法农，我们却要面对他的多重面相：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朗茨·法农、作为一个萨特解读中的去殖民者和欧洲的医师的法农以及霍米·巴巴与其他后殖民学者解读的后殖民主义者法农。想要在这些面相中断言哪个是法农的本质只能导向一种臆测，因为这都是法农作为抗争者的表征形式——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法农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后殖民主义者”，因为他去世于后殖民主义的概念被提出之前。但是他的后殖民主义者身份又在后世的研究者的重新发现中变得无可辩驳：使用精神分析手段来剖析殖民主义与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实际处境与精神面貌，这是前所未有的批判角度。
这种精神分析手段并不只是被后殖民学者提起，法农作为精神医生的身份同样的被让-保罗·萨特所重视。《全世界受苦的人》于萨特而言绝不仅仅是对被殖民者的号召，同样也是药方——“欧洲人，我从一个敌人那儿偷了这本书，我把此书变成一种医治欧洲的方法，你们要利用此书。”为何欧洲在它的五六十年代需要诊治？我们在此之上必须回到萨特与汉娜·阿伦特之间的论战：萨特认为曾经在进步中值得自豪的“欧洲精神”已经在道德于殖民地的沦丧而颓圮下去，即使是欧洲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在此之上无关痛痒的谴责也只不过是“人道主义的脱衣舞”。而与此之上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中我的血在呼唤他人的血”，即将暴力在阿尔及利亚的损害与教益带回欧洲，掀起一场新的人道主义革命。为什么偏偏是“暴力”？法农在他的《论暴力》中已经写的很清楚，暴力非是被殖民者掀起，而一旦被殖民者使用后就拥有了它的必然性。在不可避免的暴力中，军队于法农而言是公民的学校，而不是战争的学校，暴力的使用一旦指向抗争和解放，第三世界便开始构筑其自身。
萨特在此观点上的延伸的基础在于，如此临近欧洲又激烈的反抗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还是一件新鲜的事（奠边府可能足够激烈，但是还不够的临近于欧洲以产生深远的影响），想要把在南方发生的事情带回本土是可能并且可图的。阿伦特原本的反驳其实足以驳斥法农，“我不知道哪种身体政治是建立在死亡及其在暴力中实现的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对于法农初始的目的论信仰是有威胁的。但是萨特的延伸破除了这一驳斥，在将暴力的教益带回本土的基础上，对于反抗的思考也会有新的不同——“甚至你非暴力的思想也是一种由于你长期受到压迫形成的情况......”这是一种纯粹的从伦理上将非暴力原则及其支持者划为不可能的讥讽，对启蒙普世主义表面的虚荣和虔敬被萨特砸了个稀巴烂以露出它背后对种族主义存在的容忍。“人道主义的脱衣舞”已经跳的够多了，暴力之子在反抗中抽取暴力才能使他们成为人。阿伦特将法农的暴力认为是政治的死亡，而萨特却认为它引出了人类自由猛烈的、最初的呼吸。
而当我们谈到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观点时，我们同样的要注意到，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打过交道的他始终游离于“典型”与“非典型”之间，但是他身上仍有许多明显的特征可以表现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面。其中的一面就在于，他像许多同时代的法国激进左翼一样对莫斯科引领的去殖民化有着过分的盲信和期待，而不考虑“新殖民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在实践上的可能性——尽管他已经用“新殖民主义”类似的词批判过美国了；言谈到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时，阅读者想要把文本与四五十年前出产于本地的文章分开则是有些困难的；而贯穿全文的殖民地-宗主国二分，于他而言则是毫无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一点对他来说是无可置疑的背景而我们不需要一再重申。
但是他又不能说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们回到标题，《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或者是《Les Damnes de la Terre》时，这些标题都包括了一种普世困苦者的预设，这种预设能够让他在对殖民反抗的思考中超越固有边界，达到后民族国家的程度——比如泛非主义，即让非洲团结为一。这种跨国界的共同体思考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很容易就能表现出来的（尽管实践上有着诸多困难），而困苦者的预想则是“无产阶级联合”的一个变体。法农过分的将希望寄托于更多包括了流氓无产阶级在内的“下层队伍”而不是无产阶级队伍，就像他说的那样，“最末的将会变成最先的，而最先的将会变成最末的”。这种思考在今天是能够被理解的，但那却不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方式，而这种思考方式则奇妙的使他的思考更为广布。1966年的奥克兰、1970年的纳塔尔大学学生宿舍、1973年的贝尔法斯特监狱工字楼、七十年代的伊朗，《全世界受苦的人》“恰巧的”以各种文字出现在了这些地方，唤起了阅读者的思考，接下来便是黑豹党、南非学生协会、爱尔兰共和军和伊朗革命者，法农的另类看法反而又影响了它已逝去的作者，将他的身份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模糊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激进主义者”，现代激进主义运动的肇始之一。
霍米·巴巴不是第一个去重构法农的人，在后殖民学者持续不断的探讨和重构中，法农的精神分析手段和他者化理论被进一步的重视。霍米·巴巴没有怎么提到法农的精神分析（这些案例被法农放置到了《全世界受苦的人》的第五章中），而是运用身份认同来解读。“在殖民地中，我到底是谁？”，对《黑皮肤，白面具》的重审表达了霍米·巴巴的主旨：
一个黑人，一个来自共和国海外省份的自由法国公民，在里昂或巴黎的公共大道上却受到了质问。一旦“白人的眼睛”唤起这个“他者”的存在——他“被手鼓、食人、智识上的不足、拜物教和种族缺陷......打了个稀巴烂”
他者化从未结束，而在殖民地的情况，霍米巴巴摘出《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段落来阐述：
这点也就变得清楚了：划分世界的，首先是一个人所属的人种和种族。在殖民地，经济基础结构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因就是果：你富有是因为你是白人，你是白人是因为你富有。
黑人在此之上是他者，被主体排除在外的他者。黑人的身份直接参与了他的社会地位，不是部分的影响，而是全部。而现在，我们可以在他者化理论的基础上谈论我提到过的法农的殖民地-宗主国二分了。笔者认为法农在一些地方不如萨义德的问题就在于，他继续了这种二分而不是进行破除（尽管他对此完全的察觉到了），这同样也是法农有时不被人接受为后殖民主义者的问题所在。这对法农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没有二分，他的论述就无法进行。殖民地-宗主国的二分诞生了他近乎于善恶二元论的看法，但是这种二元论恰恰是《全世界受苦的人》在欧洲得到风靡的原因——如此激烈的讽刺，这样对现代性的重构与否定，是西欧知识分子未曾能想到的，它比甘地拒绝将印度英国化更为激烈，又比苏东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更为亲近。而在此之上，法国的“开化使命”乃至白人的负担这种借口才真正的被判处了死刑，所以后殖民主义又绕不开法农的贡献。
萨特和阿伦特的论战对霍米·巴巴来说已经是更早的事情了，他对暴力的观点则和前两者完全的不同。于霍米·巴巴而言，那是一种为心理-情感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和一次在压迫的痛苦中对人类能动性的探索。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此霍米巴巴对暴力的解读进一步的深入了，超脱了政治，进入了人类情感和自由的讨论。暴力是在宗主国的暴力下必然的反演，而这种暴力无疑的和宗主国的暴力同样的会带来负罪情结。但是一旦将暴力指向反抗的向度，暴力就成为了解放的号角和对负罪情结的解脱。“我们可能必然要经历暴力，但是暴力可以施用于对暴力其本身的反抗。”这便是霍米·巴巴对法农的暴力之解读。
“每代人都必须发现自己的使命，并在相对的暧昧中实现或者背叛它。”——弗朗茨·法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