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个猪人之二：赵光义

赵光义是宋太祖赵匡胤是同母弟，原名匡义，兄即位后因避讳改名光义。

976年（开宝九年），太祖病重，皇后派宦官王继恩召次子德芳进宫。不料，王奉诏后并未去召德芳，却直接通知了赵光义。正在府邸等候的赵光义立即进宫，不待通报便闯入寝殿。

皇后以为德芳来谒，却见光义至矣，料事有变故，且已无以挽回，只得称呼皇弟为“官家”（宋人对皇帝的尊称），乞求道：“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光义答道：“共保富贵，勿忧也！”

“但遥见烛影下晋王（光义）时或离席”，又闻“拄斧戳地”声，随即传来宋祖驾崩的讯息。

赵光义终于实现了蓄谋已久的计划，从侄儿手中夺取了皇位！

即位后赵光义最在意的是夺位名不正言不顺之事，遂为三弟廷美、太祖长子德昭、次子德芳加官晋爵。对太祖、廷美的儿女概称皇子、皇女，以示一视同仁，又为宰相等大员加官晋爵以示安抚。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北汉，消灭了最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从而实现了太祖遗愿，皇位也得以巩固。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粉碎了赵光义良好的自我感觉。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979年七月，攻打辽国燕京一役，太宗中箭落荒逃逸，下落不明。一些将领谋立随征的德昭为帝，“上（光义）闻不悦”。此事说明太宗虽已在位四年身边仍有人居心叵测以谋皇位。

此次北征命德昭随从，原意为安反侧，谁承想自己失纵仅一天，便有将领谋立德昭为帝。所幸的是，太宗迅即赶上溃退宋军，夺位一幕始未重演。

究竟哪些将领谋立德昭为帝？史籍无确切的记载，但因此次兵败受责降处分的石守信等三人似嫌疑最大。此三将领当年与太祖关系密切，也有史家暗示三人受责罚与谋立一事有关。

谋立事件的发生，使太宗深感太祖诸子的存在对皇位终究是个威胁，进而认为三弟也是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安。据传，赵光义曾留言：“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可见，与太祖一样，太宗也把主要精力放在防范内患之上。

同年八月，赵德昭见太宗还军之后久不行赏，遂为将士请命，太宗勃然大怒：“待自为之，赏未为晚也！”德昭见状自知大祸将临，退朝回府后即自刎而亡。

981年三月，赵德芳病故。他原是太祖病危时准备继位的首选，他一死消除了对赵光义最大的潜在威胁。剩下的威胁只有廷美弟了。

同年九月，太宗指使亲信告发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次年五月，太宗将三弟贬官流放到房州（今湖北房县）。984年终因“忧悸成疾而卒”。

据《宋史》记载，宋太祖传位于赵光义的合法性根据是所谓的“金匮之盟”。

961年（建隆二年）六月杜太后病危，召太祖与光义入侍，问太祖道：“你可知道你是怎样得天下的吗？”

太祖未语，太后又道：“你乃得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若周有长君，你如何能得天下？你百岁之后当传位于光义，光义传光美（即廷美），光美传德昭。夫四海至广，能立长君，斯社稷之福也！”

太祖泣道：“敢不受命！”太后又顾命赵普记之，普即就榻前记下誓书，并在书尾写上“臣普记”。然后把誓书放置金匮之中，令宫人严密掌管。

“金匮之盟”虽见诸正史，却难逃事后编造之嫌疑。宋人关于盟文的记载有多种，可见当时便有种种猜疑。《宋史》为元代人编写，事隔三百年，且仓促成书，难以考辨其真伪。

据邓广铭先生考证，太宗在惩处廷美之前，曾问计于赋闲多年的赵普。赵普说，“愿备枢轴以察奸变”。意思是说，你让我当宰相，我就出来处理此事。于是，赵普就为太宗编造了一个后世称“金匮之盟”的故事。赵光义一听茅塞顿开，困扰多年的继位合法性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便捡讨自己说：

“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

意思是说，当初若起用赵普为相，就不用为此事烦恼多年了！随即任命普为宰相。（参见《邓广铭治史丛稿》）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太宗长子元佐，“貌类太宗”而深受钟爱。太宗贬廷美至房州，满朝文武百官无一人敢出面求情，独元佐一人申救之。984年廷美死后，元佐“发狂”成疾，持刀杀人，还纵火焚烧王宫，被太宗废为庶人。次子元禧成了皇位继承人，却于992年猝然病故。于是，三子元侃得立为皇太子，改名恒。

然而，赵恒继承皇位也是一波三折。

997年（至道三年）三月，太宗病危，皇后倾向于立元佐为帝，但又犹疑不决，遂命曾佐太宗夺位的宦官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入宫，商议对策。吕端“知有变”，将王继恩软禁后始进宫。一番争执之后，李皇后同意立太子恒为帝，是为真宗。但吕端仍不放心，真宗即位垂帘引见群臣时，他“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当初太宗任命吕端为宰相时，有人说他“为人糊涂”，太宗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正是由于吕端临大事有静气，才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

再说赵光义采用宫廷政变方式入继大统后，即倾全国之力灭了北汉，以成全先皇未竟之功。

北汉乃契丹之附庸。契丹947年改国号为辽。983-1066年复称契丹。

宋太祖即位之初，正当契丹国势强盛时，其疆域与势力范围都超过宋祖的治域，成为统治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国。宋太祖曾两度发兵讨伐北汉，均被辽国援兵击退，故不敢与辽启衅，并存留北汉以为缓冲。

宋太宗灭北汉后，重开与辽战端。宋欲乘胜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伐辽。七月，宋军与辽军鏖战高粱河（今北京市），宋军大败，阵亡万人。太宗引军南走，辽军追击至涿州，太宗仓皇逃脱。从此北边战事不绝。

980年三月，辽军十万进寇雁门关，被代州刺史杨业击退。杨业一名继业。原为后汉节度使刘崇的部将。刘崇建立北汉后，杨遂为北汉将领，作战骁勇，屡破契丹，辽兵尝望见其旌旗即走，号称“杨无敌”。后随主降宋。辽军犯雁门时，杨业领数百骑抄小路绕至敌后，与潘美前后夹击，大败辽军。

986年（雍熙三年）宋太宗以为辽主新亡、女主当国有隙可乘，分三路大举北征，旨在继承太祖遗志，收复被石敬塘割让给辽的幽蓟十六州。（宋代后习称“燕云十六州”）

东路兵出雄州，进取涿州（今河北涿县）；中路兵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西路令潘美、杨业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意在以东路军牵制辽军主力，以西、中两路兵马乘隙攻取山后诸州，然后三路大军合击辽南京--幽州。

宋军起初进展颇顺利。西路军攻下寰、朔、应、云诸州。中路攻下飞狐、灵邱、蔚州。东路攻下涿州。当时辽之南京留守因兵少不敢出战，令轻骑四出抄掠，昼伏夜出，并以奇兵断宋军粮道。东路军旬日食尽，撤至雄州以就粮援。及闻中西两路皆捷，复裹粮前进。时方炎夏，军渴乏井，士卒困殆。辽圣宗率军南援涿州，东路宋军被迫再次撤退，辽军趁势出击，宋军大败溃逃，夜渡拒马河，辽兵从后追击，宋兵溺死河中不计其数。渡沙河时又死者过半。

时十万辽军反攻山西，大破宋军于五台山，锋芒直指蔚州。潘美率师往救为辽军所败，辽军乘胜攻入寰州，一时收复之地又纷纷陷落。副将杨业奉命救护云、应、寰、朔四州（均在今山西北部）吏民内徙，因辽军势盛，杨业提出一个可保万全的作战计划，遭潘美的反对及诬蔑，被迫冒险迎敌。临行杨泣求潘在陈家谷口接应。不料潘美以为辽军败走，擅离谷口。杨业遭辽军伏击，孤军拼死血战，自日中至暮，辗转退至陈家谷口。

再说潘美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非但不前去援救，反而率兵逃跑。杨业见无援兵，再率部下力战，受伤数十处，士卒也死伤殆尽，最后因坐骑重伤而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北宋朝野为之震惊。部下感其恩义，一并战死，无一生还。云、应、朔诸城将吏闻杨业阵亡，皆弃城而走。西路军几没。至此，三路宋军除中路全师而还外，东西两路几乎全军覆没，损失异常惨重。

杨业勇而有谋，与士卒同甘苦，抗辽功绩卓著。其子延昭、孙文广等抵御辽和西夏也多建战功。杨家将事迹当时即被人传述，后经评话、戏曲、小说的渲染烘托，逐渐形成了脍炙人口的杨家将传说。

同年冬，辽圣宗大举南寇瀛州，大败宋军，军中大将皆战死，兵无斗志。辽军乘胜长驱南下，攻陷深、邢、德三州，杀官吏，俘士民，辇金帛，呼啸而去。河北百姓饱受涂炭。

此后辽军连年入寇，宋朝北境边患频仍，宋军无招架之力，充其力祗能自保。宋朝建国伊始，便遭受北方辽国的威胁。辽人盛时之疆域大过当时中国本土的任何一个国家。虽然北强于南，宋人常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因契丹人的行事方式较后来的女真人为宽和，故宋朝尚未遭到过于严重的压迫。

此前朝代外患常在西北方，自契丹兴起乃转移到东北方，且呈波浪式推进，愈北愈强后来居上。辽压迫宋，金又压迫辽，到蒙古崛起，乃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一波接一波地南侵，直到灭南宋始告结束。

太宗在位23年，边患频起于外，内政则大体平稳，无甚大的变故与失误，史称“致治”。但太宗许多军政措施与太祖出入很大。如太祖不轻启边衅，在西北边境保留北汉，屯置重兵，太宗即位后即大举北伐，灭掉北汉，继之讨伐契丹。

初即位时，太宗求治甚切。常诏群臣议事，尤能约束自身，也不乏善政：一是制定差役法，分诸州户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役。二是置三司使（户部、度支、盐铁）主持国家财政，后又合三使为一“三司总计使”（亦称三司使）综理天下财赋。三是置审刑院，审核司法机构造成的错案。四是置审官院与考课院，审核京师与地方的官吏。

但由于外患频仍，不得不扩编军队，全国兵额由太祖开宝年间（968-975年）的三十余万增加到六十几万。养冗兵之外又养冗官，国家财政渐入不敷出。太宗早年的俭肃政风到晚年渐为奢侈成风。建造开宝寺塔用费以亿计，逾八年始成。时人称“涂膏衅血”。

总之，宋初政治，从太祖乾德、开宝之际（963-975年）到太宗淳化、至道之时（990-997年），已由严肃走向懈弛，由收敛走向放纵。其间不过三十余年光景，赵宋王朝的衰象已见！

997年太宗去世，真宗即位。真宗是太宗的继承者，亦是太宗遗嘱的执行人。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对北宋来说虽是屈辱性的，却也表明宋辽力量的相对平衡。此后宋辽两朝处于对峙状态，宋方固然不敢再取攻势，辽方亦无力灭宋。

宋辽澶渊盟约给两国带来了120年的和平。这是宋太宗留给后人的一份喜忧参半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