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宋朝三个属猪人之一：

时间:2023-06-27 来源:m.86027.cn

宋太祖赵匡胤，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即丁亥年，属猪。

宋太宗赵光义，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即己亥年，属猪。

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即丁亥年，也属猪。

宋朝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朝为南宋。两宋王朝共历十八帝，历时三百二十年。

赵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父弘殷，后唐时任禁军将领。948年应募从军，成为后汉枢密使郭威的部属，与一批投靠郭威的年轻将领结为“义社十兄弟”，后称“太祖义社兄弟”，被视为宋朝开国勋臣，也是日后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骨干力量。

951年郭威建后周时，赵匡胤只是禁军一低级将领。954年郭威养子柴荣即位后始受重用。30岁时升领匡国军节度使，并任殿前都指挥使，随即组建节度使幕府，首先入府的就是赵普。同时进入幕府的后来皆成为赵匡胤的心腹，而赵普又是陈桥兵变的主谋。

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北征，试图收复被辽占领的燕京（今北京）附近地区。赵匡胤所部乃北征主力，“义社十兄弟”为北征主将。

同年六月，世宗病故，柴宗训即位，时年仅七岁。临终前，对后事作了安排，把一些名位已高的将领调离京城，为名位较低的将领加官晋爵，以巩固少主的帝位，然而也为赵匡胤黄袍加身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京的高级将领中，除韩通外，名位均在赵匡胤之下。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个时代。中央政府成了高级将领抢做皇帝的场所，是为“五代”；地方政府则成为高级将领割据称王的场所，是为“十国”。

960年（显德六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他人谎报军情：“契丹入寇”。宰相范质、副相王溥遣赵率兵北上抗击。

正月初三，大军进驻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距开封城北四十余里。其时先锋部队已渡过黄河，与陈桥驿阻隔两岸。

当天晚上，军士聚于驿门商议道：“主上幼弱，朝廷空虚，纵然死力破敌，有谁得知？不如先拥奉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

众以为然，有人告知赵弟匡义与赵普，两人欣然同意。计议停当后，即派使者驰入京城，秘密联络石守信、王审琦，两人也表拥护。

次日天方黎明，众将士持刀露刃围住赵寝所。匡义、赵普率先步入帐中禀白，匡胤惊起出庭，众将士齐声高呼：“众将无主，愿册立太尉为皇帝！”时赵为殿前都点检，加检校太尉，故称。

赵匡胤未及回答，黄袍即已加身，众将士皆环列罗拜，山呼万岁，旋又前呼后拥，把他扶上马。赵勒住缰绳对众人说：“你们拥我作主，无非为了贪图富贵，但我有几个条件，你们如肯接受，我方能从命。”

众人下马答道：“愿受命！”

赵说：“太后主上是我北面所事，不可惊犯；公卿大臣是我比肩同僚，不得侵凌；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者定有重赏，违抗者绝不宽待。”

臣属应诺，遂肃队驰还开封。次日进入京城。百官闻变无不惊慌。范质执王溥之手道：“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

赵匡胤进城后先到太尉府，即有人将范质等人挟拥至前。范质当面责问道：“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

赵匡胤涕道：“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

范质未及回答，一旁罗彦环挺剑道：“吾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惶恐不知所措，王溥见机叩首，范质随之下拜，遂请赵匡胤登殿行禅代之礼，并要他“视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一一答应。

这时百官陆续到来，有人从袖里掏出事先拟就的禅让诏书，仓卒间予以采用。

于是，赵匡胤在举行禅让仪式后正式登基，是为太祖。因赵所领归德军驻在宋州，故改国号为“宋”，并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仍以开封为都。史称“北宋”。

其实，赵匡胤并非黄袍加身之始作俑者。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在澶州兵变时，将士“或裂黄旗以被威体”。不同的是，赵事先准备了黄袍。相同的是，郭、赵二人均掌握禁军的统率权，因而兵变的样式极为相似。再者，两次兵变都得到了宰相的首肯。此前郭在邺都发动的兵变，因得不到宰相冯道的支持而告吹。后再次发动兵变，始代汉建周。

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的得国者大抵有以下几种情形：

成汤代夏得商、武王代商得周，事先都有各自的统治地盘与势力范围，又历经祖宗经营好几多代始获成功。

刘邦、李渊得国，皆承天下大乱之余，身经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甚艰，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也是先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处心积虑以谋皇位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

上述几种得国者，得其国皆以自力，而赵匡胤则不然，其得宋全借他力。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亦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这正是赵匡胤终身恐惧之处。因此，如何杜绝黄袍加身此类事件，乃是宋太祖登基后处心积虑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赵匡胤并无大功于后周，其战功仅略高于其他将领。他“受世宗厚恩”，却乘主少国疑之际，以兵变夺取皇位，自知难以服众，故而即位以来，“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并宣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

然而，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压根儿就不相信有什么天命，以致于“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诸将领以“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来宽慰皇上，他却说：“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君臣之间这番对话如实反映了宋太祖彼时的内心活动。

五代宋初，武人一专用人之权，二专财赋之权，三专司法之权，而军权不统于中央，兵仅知效死于其将，而不知效忠于其君。赵匡胤以武人而贵，安能不虑于武人亦能贱之乎？宋朝初年，武人仍横，宋祖岂能安枕？

据传，赵即位后，召诸方镇，即义社兄弟

“授以弓箭，人驰一骑，与上（指赵）私出周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欲作官家（即皇帝）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毋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王定国《闻见近录》）

此事虽莫须有，却折射出宋祖日后收兵权的心理动机。

赵匡胤收兵权，远非后人所讲的那样简单明了，从决策到布署，再到实施，最后收官经历了一长过程。期间收权与交权、君臣与兄弟、皇权与军权、中央与地方、安内与攘外之间充斥着实力的较量与智慧的博奕。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虽大多凭军事力量夺取皇位，却只有赵匡胤一人是职业军人，以军功起家。即位后，兵变中拥戴有功的一帮义社兄弟，掌管禁军，功高震主。武艺高强的赵匡胤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中。其他高级将领多骄横于世，所为不法，赵匡胤也不予过问。既显示了他的宽怀，也出于他的自信。

宰相赵普却深以为忧，一再进言，以削除他们的兵权。

“他们未必会叛我，你为何如此担忧？”宋祖问赵普道。

赵从容答道：“臣亦不以为他们会叛陛下。不过，臣细察这些人的才具，统驭的能力有限，恐怕不能制伏部下。万一有人作孽，仓促事发，恐怕他们也身不由己了！”

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宋祖加以认真考虑。他沉吟许久，方叹道：“唉！从唐末黄巢作乱到如今，不过七十年功夫，八姓十二君，彼弑此篡，兵革不息，黎民百姓苦到了极点！兵权若不归于国家，就谈不上与民休息。然而我实在不知道，何以才可息天下兵革、建久长之计？”

赵普肃然奏道：“陛下有这番心思，真乃天地人神之福呀！只是节镇权重……”

“节镇”为割据一方的节度使简称，起初仅设于边境地区，职责是统管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安史之乱后，内地亦相继增设，并父死子继。经唐末藩镇之乱，节度使遍于全国，京畿之外，成了方镇的天下，方镇兵鱼肉百姓、祸患国家。五代方镇兵尤烈。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节镇权重”四个字使宋祖恍然大悟：“你不必再说下去了，我知道了！”此刻他已筹得上策，那就是釜底抽薪，使此辈不能、不敢亦不肯跋扈，从而消弥隐忧，既保全社稷又保全功臣。

决策既定，宋祖便把典重兵的一批武臣，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张全铎、罗彦怀、王彦升、赵彦徽，还有妹夫高怀德一并召到后苑会饮。酒酣之际，宋祖命左右侍卫退避，有腑肺之言要说。

“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赵匡胤首先肯定在座诸位的拥立之功，然后话锋陡然一转：“不过我常在心里思忖，人生但求快乐适意，何必非做皇帝呢？皇帝难当呀！不如节度使来得舒服，我晚上都睡不着呀！”

在座的面面相觑，居首的石守信叩问：“请陛下明示何以如此？”

“这还不容易明白吗？”宋祖指一指身下的御座：“哪个不想坐这个位子呀？”

乍听此言，这帮武臣无不惊疑失声，惟恐皇上话中有话，杀身之祸片刻间降临头上。于是一起拜伏顿首，仍由石守信代言奏答：“陛下何以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倘真有此等孽臣贼子，臣等愿提三尺剑为陛下翦除！”

宋祖见状，稍感欣慰便说道：“我深知你们绝无不臣之心，无奈你们部属之中难保没有贪图富贵的非分之徒，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做皇帝，又能怎么样呢？”

宋祖以自身说法，听者无不悚然，亦自心底泛起一阵感激，又是石守信代言奏道：“陛下圣明！臣等愚不及此！伏望陛下指示可生之途。”

宋祖连连点头说：“我已想好了保全你们的办法，否则我也不会跟你们说这番话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求富贵者不过多积钱财，生前过几天舒心日子，死后使子孙免受冻馁，你们看是不是怎样呀？”

“是！”众人齐声答道。

宋祖又说：“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后代置永久不动之产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

接着宋祖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以冲垮诸功臣最后一道防线：“朕且与卿等约为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酒罢回府，这帮武臣“皆称疾请罢”，乖乖交出了典掌禁卫的兵权，而宋祖亦没有失信，让他们一个个“出守大藩”，出放到比较富庶的地方任节度使了。如石守信移为天平军（治郓州，今山东东平）；高怀德移为归德军（治宋州，今河南商邱）；王审琦出为忠正军（治寿州，今安徽凤台）。但上述节度使不同于唐末五代，“皆留京，遥领官职，不必赴任。”

不久，宋祖又故伎重演，召外镇节度使王彦超等入朝，邀宴于后宫。待酒酣从容说道：“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朝廷差遣公文繁忙劳累，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这些节度使都心领神会：“臣等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息田园。”于是，众镇外节度使亦纷请退休。宋祖即明诏罢镇。

收兵权之后，赵匡胤以制度为切入口，做了几件事，以巩固收兵权的成果。

一为改易节镇。节度使虽名义上仍存在，但凡节镇去世、调任或致仕，均改由文官替代，号为“权知军州事”，于是节镇之官名存实亡。

二为设通判。在诸州（包括节度使直辖之州）设置通判一官职，管理一州军民政事，一切事务得专奏朝廷。

三为收财权。在诸路设置转运使一官职，本路所辖州县的财赋悉归其掌管。地方上的财政收入，除本地开支外，悉数上缴国库。

四为收司法权。诏令“诸州决大辟，录崇奏闻，付刑部详复之”。凡判死刑的案件均由刑部审核。

五为定更戍法。诏令：选诸州兵之壮勇者，送京师充禁军，其余留驻各州，供地方上役使。除防守京师外，禁军还要分番调戍各地，使将不得专其兵。每发一兵，均须枢密院颁发兵符。

以上几项举措实为收兵权之配套工程，意在将地方上的军、政、财、司法诸权收归中央，从制度上消除武人专权的隐患。

宋太祖削夺兵权之举亦有其弊：

一是武臣束手归朝，甘听文臣嘲弄。北宋武臣甚见侮于文臣，因而州郡之兵单弱，武臣寥寥，惟狄青在对西夏战争中屡立战功，为范仲淹等所擢用，由士兵擢升为大将，又升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旋因文臣弹劾被排挤去职，终以忧愤而卒。

有宋一代武臣低抑，“盖矫唐乱而过甚者也”。南宋朱熹评曰：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县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朱子语类》一二八）

二是蓄狗捕鼠，以文监武。宋代的治理体制远胜于前代，

“然文治可观，武迹未振，多胜相望，而干略未优。故虽昌炽盛大之时，而此病已久。是以（李）元昊发难，韩（琦）范（仲淹）皆一时之选，而莫能平殄，则事功之不竞，从可知已。”（《东莱集》卷一）

宝元三年（1040年）西夏攻延州，仁宗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即可见文臣统军之弊也。

三是将权分裂，莫相统属。仁宗时，侬智高反叛，率军东进，广南诸州无备，长官大多弃城而逃。侬攻破昭州（今广西平乐）后扬言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附宋朝。仁宗举棋不定。宰相推荐狄青前往平叛。狄青也上表请出征：“向者主帅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人自用，故遇敌辄北。”仁宗遂命狄全权负责征讨侬，叛乱始平。

四是为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屯重兵于京师，使定抵衡诸道，则军费日繁。真、仁宗之际，国有自以不足。”

有此四弊偏逢北方辽、金崛起之时。在与辽朝的抗衡中，宋朝处于劣势；后又被新兴的金朝占夺了北方半壁山河，最后又被北方的元朝灭亡。

明人顾炎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