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个属猪人之三：

亥：三个属猪人的两宋王朝之三：宋高宗赵构

赵构，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封为康王。

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城，钦宗欲派使者去金营求和，答应金朝赔款割地要求，还答应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护送金军北返。赵构私谒钦宗请行：“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临行副使张邦昌痛哭流涕，赵构斥责道：“此大丈夫本分，相公不必如此！”

当赵构以亲王身分在金营作人质时，宋将姚平仲夜劫金营，金帅颇感意外，以为庶出的康王不足为恃，便要求更换肃王赵枢为人质，并放回了康王。金帅的一念之差使赵构逃过一劫，而肃王此一去再不回还，四年后殁于五国城。

同年冬，金兵再次南侵，赵构也再次奉命出使金营求和。赴金营途中，磁州知府宗泽认为金人绝无议和之意，力劝康王勿行。民众亦遮道阻谏，使赵构此行半途而废，从而又躲过一劫。

金兵再次包围开封时，钦宗遣使者持蜡书前往相州，拜赵构为兵马大元帅，使尽起河北之兵渡河救援京师。当使者从顶发中取出诏书宣读时，赵构呜咽流涕，在场军民无不感泣。

奉诏后赵构组建大元帅府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征集了一万多兵马，准备南下勤王。但赵构不相信仓卒编制的勤王之师足以解京师之围，率师移屯大名府（今属河北），继而转移至东平府（今属山东），以避金兵锋芒。

闰十一月初，开封城被金军攻破，宋钦宗赴金营求和，亲手献上降表。金军大肆抢掠搜括宋朝宫廷内外府库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靖康二年四月，金军俘获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北撤。皇室的宝玺、舆服、礼器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北还，北宋就此灭亡。

金人虏二帝北去前，立张邦昌为帝。事奉邦昌的宋人朝臣及金兵撤走，吕好问、马伸等人便问邦昌说：“相公是为了敷衍金人还是打算真做皇帝？”

邦昌不解其意，好问说：“相公当知中国人心所向，以前人们是畏惧女真兵威，今女真一去，相公如再恋栈，必成众矢之的。如今大元帅（指赵构）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乃天意，为今之计，当奉迎元祜皇后，请康王早正大位，庶获保全。”马伸也极力附和吕的主张。

元祐皇后孟氏为哲宗后，因废居私第未被金兵虏走。张邦昌依从吕、马等人的主张，迎孟氏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往谒赵构劝进。时赵构已进驻应天府（今河南商邱）。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元祐皇后下制书告中外以康王嗣统。赵构遂即帝位于应天府，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是为宋高宗。张宗昌趋应天府谒见赵构，伏地恸哭请死，高宗抚慰之，以问宰相黄潜善如何处置邦昌。黄说：“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遂以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后因李纲力主严惩，始被放逐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处死。

赵构即位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定都于何处。在这个问题上，宋高宗或刷新了一项记录：从称帝到定都足足花了十二年光阴！

初朝野人士纷纷上言回銮，也就是还都开封。此地乃赵宋王朝历代祖先陵寝所在，但赵构始终不为所动。皇上一日不回京师，其驻跸之地便永远是“行在”，中央政府也就只能在天子行营办公。

副元帅宗泽曾先后上了二十几道表章，力请高宗还都开封，以维系中原人心。

宰相李纲也认为，即使不还都开封，行幸之所亦应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最下。皇上纵不行上策，也应去襄阳，以示不忘故都之心。他还援引史实论证这个道理：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者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者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中原一失，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保一地而不可得也！”

李纲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更使高宗暂时打消了退避东南的念头：“陛下已降诏许留中原，人心为此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

赵构表面上采纳李纲、宗泽的建议，内心深处却难以抹去恐金怯战的心态。

金廷获悉赵构贬逐张邦昌，即位应天，便发兵大举征伐南宋。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兵分三路南侵。西路金军进攻陕西，到三年二月，渭水以北为金人所控制。

中、东两路金兵进展尤速。三年正月攻陷徐州，宗翰率师由此席卷向南侵入淮、泗。攻下楚州后，径遣五百轻骑突袭高宗行在---扬州。天长守军不战而遁，内侍闯闱急报金兵将至，赵构匆促披甲上马。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仅有数人从行。日暮才逃到镇江府。

金兵追至江边，高宗已渡江而去，一时又难觅舟船，加之大雨滂沱，积水盈地，只得望江顾足兴叹。

这一次赵构虽又幸免于难，但在心理上，也在生理上落下了深深的烙印。高宗后宫此后鲜有受孕者。是年赵构仅23岁。

抵达镇江后，高宗即召群臣商议对策。吕颐浩请高宗驻跸镇江以为江北声援，王渊则以为，镇江难守，不如南幸钱塘有重江之险。赵构心慌意乱之中采纳了后者的建议，即日出发直趋杭州。时为建炎三年二月。

抵杭州后，高宗即就州治为行宫。不料，惊魂甫定的赵构突又遭遇宫廷政变。扈从统制苗傅、刘正彦自负功高而怨赏薄，又以王渊并无功绩，仅因随高宗逃亡而得显官，复以内侍康履等人擅权行事，遂纠合文臣王世修伏兵于杭城北门外，待王渊退朝经桥头时，斩王渊于马下，随即拥至行宫执斩康履，逼高宗退位，禅大位于太子，并请隆祐太后（即哲宗后）听政。太后道，今大敌当前，我一妇人如何抱三岁小儿号令天下？

苗、刘等不听，迫赵构退居显宁寺。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共同起兵“勤王”，率兵进入杭州，诛杀王世修，再拥高宗复辟。政变者如鸟兽散，苗、刘被韩世忠所杀。

此次政变虽为时一月，但对南宋小朝廷的打击却不小。

建炎三年夏，南下金兵分别北还。敌军既去，人心稍定，朝野开始呈现一线转机。然而，入秋后又传来金兵南侵的消息。高宗即遣使者央求金兵停止南下，说自已从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卑辞表示愿取消帝号，比于藩臣之列。

哀求无力阻挡凶焰正盛的金廷，反而显示了宋朝的孤单无援。建炎三年九月，金兵分两路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南宋政权。

西路金军向陕西进攻，攻占了长安、陕州。东路金军由兀术率领，席卷淮南，然后分兵两路渡过长江，一路攻陷洪州（今江西南昌），打算生擒隆祐太后；一路兀术亲率，攻占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后，直逼杭州，准备捕获宋高宗。

赵构及其臣僚仓皇逃往越州（今浙江绍兴），又逃往明州（今浙江宁波），然后由此渡海逃至舟山，最终逃到温州。

高宗甫至明州，金兀术便攻下了杭州。听说赵构在明州，即遣精骑攻陷明州。听说赵构逃到舟山定海，又以舟师入海追赶，追出三百里，不及而还。

从建炎三年十一月到四年正月，宋高宗一路逃命，金兀术则一路穷追。不过，金兀术毕竟是孤军深入，后援不继，难以持久作战。既追赶不及，只得引兵北还。

金军北归途中，韩世忠以八千兵马拒兀术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一度击败金兵于黄天荡，其妻梁红玉击鼓助战。金将挞懒遣兵来救，与兀术合兵击溃宋军舟师，金军主力才得以北归。

兀术北还后，赵构自温州返回越州，与群臣商议行止之计。吕颐浩说，今先驻浙右，俟机入蜀。范宗尹道，如入蜀则失江表，不如据江表而图恢复关陕。赵构采纳范之建议，留驻越州，并升越州为绍兴府，明年改元为绍兴元年。从此，高宗乃有久留浙江之意，不再有还都中原重整河山的意愿了！

此次金兵南侵，北自黄河南越江淮，东起齐鲁西入关中，铁骑所至，城邑纷纷陷落，惟有东京汴梁（即开封）这座孤城仍在宋人扼守之中。直到建炎四年二月，方才陷落。九月，另一个残留淮河流域的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亦被金兵攻陷。宋人恢复中原的希望至此愈益渺茫。

另一方面，金兵虽纵横所向无敌，攻城掠地，却随时遭到义民的反抗，使金人深感汉人的土地难以长久控制，改而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策立宋降将刘豫为齐帝，建都大名府，从而又扶植了一个金人的傀儡政权。

建炎四年（1130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从此以后，金兵未曾越过长江，说明金人南侵已达极限。以淮河流域为界，以北为金人势力范围，以南仍为宋人所有。

汴、楚的陷落与刘豫的策立表明宋人恢复失地已遥遥无期了。

赵构逗留浙江不再北返，改越州为绍兴，名杭州为临安，也表明他已作偏安江南之计。

建炎四年或绍兴元年当为南宋开局之年。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是又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宋金和议的缔立，标志着宋金交战局面的结束，南北对峙的态势得以稳定。

宋金之间有两次和议，此次为第二次。第一次和议是绍兴八年（1138年）签订的。是年初，赵构终于定都临安府，但仍称“行在所”，以示此地为皇帝行幸之所，名义上仍以东京（开封）为首都，另以建康为陪都。同年四月，高宗遣王伦第二次出使金朝。

第一次出使是在绍兴七年。是年初，获悉徽宗已死于金，宋廷遂派王伦为使节，拟迎奉先皇灵柩南归，同时向金廷求和，愿代伪齐为金之属国。王伦面见时任元帅左监军挞懒时转达了赵构的请求。

同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后，已升为左副元帅的挞懒送王伦归宋时说：“好报江南，自今道涂无壅，和议可以平达。”挞懒还要王转告赵构，可以考虑归还旧黄河以南土地。于是，宋高宗决定正式向金朝求和。这就是王伦再次使金的原委。

王伦朝见金熙宗后，金廷即派遣使臣前往宋廷。高宗接见金使后，再派王伦随金使前往金廷议和。

金廷则派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来到临安。拟由宋高宗跪接金熙宗诏书，不料遭朝阳一致反对。遂以高宗居丧为托词，改由秦桧代高宗拜接熙宗诏书，君臣终于完成了臣属金廷的仪式。

上述是第一次宋金和议的情形。

绍兴十一年宋金订立的和议，史称“绍兴和议”，以淮河为界，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割属金；宋廷每“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予金廷。

绍兴十二年，金廷派遣“江南册封使”到临安，册命赵构“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最后八个字锁定了赵构的臣属身份。

赵构甘居臣属地，自有他的苦衷，但又不能昭告天下，只能公开表白：“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朕亦不惮用兵也！”意在表明，宋在与金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停战求和，完全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母韦太后平安南归。

绍兴十二年八月，韦太后及徽宗灵柩抵达临安。宋金之间划界也告结束。

读者或问：为何不提宋钦宗呀？

钦宗实乃一苦命皇帝，在位仅一年四个月，却在异邦屈辱地生活了三十几年，至死无以南归。

从表面上看，金人并无拒绝遣返钦宗之意图，但从金兀术的遗言看，钦宗实为金人制御宋廷的一张王牌。兀术临终前留言：“如宋兵势盛”，“若制御所不能”，遣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就是在开封再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与赵构的临安政权分庭抗礼，让兄弟俩相争，金人则坐收渔翁之利。

在宋廷那边，则绝口不提遣返钦宗一事。纵观高宗朝历史，宋金之间使节往来虽络绎不绝，但宋廷从未向金人公开提过归还钦宗等人的要求。有人考证，钦宗客死异邦的主要原因是

“高宗为防止生母韦氏在金国隐私扩散”。所谓隐私，是指韦氏北迁不久，就成了金将完颜宗盛的妻妾，并生有二子。（参见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

绍兴和议之后，宋高宗“以国事委之（秦）桧，以家事委之（宦官张）去为，以一身委之（医官王）继先”。三人

“凭恩恃宠，靡所忌惮，而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三朝会盟北编》卷230）

秦桧和议以后总揽朝政达十四年之久。方议和时，金、宋就有“不得辄更易大臣”之誓；和议订立后，金廷又以桧是否掌权作为衡量宋廷是否臣服的标志。正是由于金人撑腰，秦桧才得以把持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到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大多取决于秦桧一人，部分则受制于张、王二人。

赵构在位三十六年，副相（参知政事）前后更换了四十八人，

“盖秦丞相专权，不欲其久在位故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

秦桧主和，从客观上看，得失利弊很难定论。绍兴和议之后，宋金双方之间维持了二十余年的和平局面，给南宋王朝一个休养生息的良机。这个效果难以抹杀；从主观上看，秦桧之为人，则罪不容赦，其罪不在议和之是非，而在他议和前的态度以及议和后的举措。

议和前，秦桧一方面迎合赵构苛全偏安的心理，一方面打击主战派将领，甚至制造冤狱，置爱国将领于死地，其罪恶罄竹难书。

议和后，秦桧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固宠弄权，扩充自己的势力，甚至公然“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

秦桧一家更是满门富贵，养子秦熺（桧无子）及孙辈均为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夤缘高升。

时人将秦桧比作北宋权相蔡京。其实，秦之权势远超蔡京。在蔡京旧吏看来，与桧相比，蔡京“乃天下至谬汉也”！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故，

“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朱文公文集》卷95）

秦桧死后，高宗虽将其主要党羽免职或贬降，但降金称臣的国策不变。他在秦桧死后颁布的诏书中明确指出，绍兴和议是他和秦桧共同策划完成的。

“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

赵构在位三十六年，期间秦桧居相位达十九年。据《宋史》说，“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谄善类以为功。”又说：“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

此段评述不免有夸大之处，但秦桧之弄权用事、擅权误国当是事实。

南宋的宰相权位甚重，不像北宋的宰相动辄受掣肘，难有施展。况且，南宋的宰相通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有时还兼管财政，其权威无与伦比。

不过，由于宋朝政治上防范甚严，宰相纵然权倾一时，并非全无顾忌。皇帝对宰相还是颇有控制力的。因此，尽管宰相擅权用事，倾覆朝廷、转易社稷的野心却是不敢有的。

从帝相之间的关系看，许多事情实为秦桧揣摩赵构心理而为之，如定都临安，曲意和金，防范武人专权，打击主战派等，这种事情乃赵构与秦桧互为表里，不宜单方面责备秦桧。

另一方面，赵构也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对秦也不是完全推心置腹，而是始终加以操控的。

据《宋史纪事本末》说，秦桧死后，赵构说“朕今始免靴中置刀矣！”又据《宋史》说，虞允文为秦桧所压抑，桧死后高宗擢为中书舍人，虞说，

“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

上述二例说明赵构对秦桧实兼有畏忌与利用的双重心态。

秦桧病危时，高宗亲临其第视疾，桧已不能言语，只是流泪不止。桧子熙奏请代居相任者为谁，赵构说：“此事卿不当预！”回宫后即下诏令秦桧秦熙父子一同致仕。桧刚死，高宗即诏复反秦派二十九人官职，以缓和人怨。同时任用沈该、汤思退等人为相，但和金守土之政策不变，由此不难窥见赵构的心计。

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举兵南下。礼部侍郎孙道夫因报告金人有南侵意图而被贬斥。高宗晚年最厌闻战端，不得已方才仓卒应战。应战之初，连遭败迹，后因金廷发生内乱，宋军始转败为胜。

次年，高宗因年老倦勤，也因和战两难，将皇位让给孝宗，当太上皇去了！

赵构刷新的另一项记录是，当了二十五年的太上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传位于赵玮，是年56岁。

赵玮，原名伯琮，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之后。绍兴二年选入宫中，由婕妤张氏扶养。次年，赐名瑗。

绍兴四年，高宗又将另一个太祖七世孙伯玖接入宫中，由才人吴氏抚养，后赐名璩。

赵瑗自绍兴五年始就读于资善堂。岳飞曾到此处见赵瑗“英明雄伟，退而叹曰：‘

中兴基本，其在是乎！’”（《金佗粹编》卷21）

觐见高宗时又“密奏请正建国公（即赵瑗）皇子之位”。

高宗对此十分反感，含蓄训斥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绍兴十年金兵撕毁和议大举南侵，岳飞再次密请正赵瑗皇子地位，高宗极为反感，但鉴于岳飞即将领兵抗金，便下诏称：“览御亲书奏，深用嘉叹，非忱诚忠谠，则言不及此。”表面上虚与委蛇，实已为诬飞谋反埋下了伏笔。

瑗、璩二人年龄相差3岁，授官封王也相差3年。瑗16岁封普安郡王，璩也是16岁封恩平郡王。两王的宅第号称东府、西府。

秦桧死后，请正赵瑗皇子之位的呼声又起。绍兴三十年初，面临金兵即将南侵的危急关头，高宗终于确立瑗为皇子，改赐名为玮，璩为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十月，高宗下诏亲征，赵玮请率师为前躯，高宗误以为玮效唐肃宗领兵平叛逼玄宗退位之故伎。东府教授史浩提醒玮“太子不可将兵”之禁忌，赵玮即书奏章，愿“请扈跸以供子职”。史浩又代表赵玮拒绝了出任元帅或留守临安的安排，紧随高宗左右，最终消除了高宗对玮的疑虑。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初，高宗正式立玮为皇太子。六月中旬，高宗宣布退位为太上皇，赵玮（改赐名昚）即皇帝位，是为孝宗。

从绍兴二年入宫到三十二年即位，花了三十年功夫，太祖之后始入继大统，也应了“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这句传言。

宋太祖传位于弟有违常规，充满了疑问。宋太宗死后，谋立太祖长子德昭一事败露，更使这句传言不胫而走。

靖康元年金兵攻打开封时，德昭五世孙子崧起兵勤王，传檄中外。檄文有言：“艺祖（指太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以皇位继承人自居，语颇不逊。

靖康二年北宋王朝瓦解，南宋朝廷居无定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传言于是又起。隆祐太后亦以为这是太祖对太宗夺位不满，致使太宗一系的子孙远囚异域。史称孟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时任宰相的范宗尹也深信此传言，曾“造膝以请”。高宗则说：“太祖以圣武定天下，而子孙不得享之。”

加之，赵构时年近三旬仍无子息，遂采取立太祖之后为嗣，以慰太祖在天之灵的权宜之计，挑选太祖之后宗子数人育之宫中，却不选太宗系的宗子入宫，为“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赵构是一个处事谨慎而又工于心计的人，深知太宗一系之人，对他不让钦宗及徽宗子孙南返心存怨恨，而被俘北去的宗室、宗姬，清一色皆属太宗系。而从服制远近看，今后帝位必由太宗子孙继承。借口为太祖继统而立孝宗，既是改弦更张，以博取美名之良机，又可阻止帝位落入太宗后裔囊中。可谓一举两得。

赵构也深知，传位于太祖子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挑选一个知恩图报又易于控制的人继承皇位。为此他对孝宗作了三十年极为严格的培养与考察，发现他是最理想的人选。

孝宗也没有辜负高宗的期望。赵构退居德寿宫后，孝宗除一月三朝之外，不时陪伴太上皇游幸湖山，百般逢迎讨好。德寿宫豪华壮丽甚至超过大内。进奉太上皇的金银绢、礼品多得不计其数。在高宗面前，孝宗不啻一小儿矣。《宋史》叹道：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廷之孝，未有若帝……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这或许是赵构稳坐太上皇位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缘由。

赵宋乃中国历史上很特别的一个王朝。开国以来即强邻压境，先是契丹，女真继之，蒙古殿后，因而国势不竞，国力始终不振，是历史上统治区域最小的一个中原王朝。

仁宗庆历年间的党争及哲宗元祐年间朔、洛、蜀三党之争，又使赵宋政权缺乏大气磅礴的精神，也没有汉、唐执政者那种气度。这是就军事、政治而言。

但从经济、文化上看，宋代的经济迅猛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其所取得的成就远超汉、唐，巍然屹立于当时世界文明进程之前列。

宋代的经济，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商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大城市与小镇市的兴旺发达，纸币的出现与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的空前盛况，都超过了前代。

《清明上河图》便是宋都（开封）商业兴旺发达的生动写照。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在北宋末年达到了顶峰。从此再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商业超过宋代。

宋代的文化，无论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举凡学术思想的发达，道德观念的确立，讲学风气的盛行，出版事业的繁荣……均超越以往，且影响及于契丹、女真、蒙古各族。这种先进文化乃是抟合中华文明的主体力量。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并适应新形势需要而形成的新儒学。宋代理学的产生与传播，矫正了唐末五代寡廉鲜耻的颓败风气，对当时社会风气、人心向背皆影响极大。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南宋中期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界居统治地位。

宋代理学家自诩得圣贤不传之学，超越汉、唐诸儒而直承孔孟之道，自称所传皆修身、为人、治国、平天下之大道，故称“道学”，并因道学而建立“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以后而绝，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断而复续，是为“道学的正统”。（《宋史·道学传》）不合者即为非正统。

宋代理学家皆以“仁道”为政治之根本，而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治术之先导。理学家以夏商周三代之政治为最高理想，以“帝王师”为个人奋斗之目标。所以他们对政治都很热衷，理学因而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同门者互相借誉，异己者力肆.排挤”。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同政治上的派系之争紧紧纠缠在一起。理学家们有时受重用，有时遭禁锢。宁宗时，朝廷宣布道学（理学）为伪学，订立伪学逆党籍，有59人列名籍中。理宗时，对道学（理学）又执意尊崇，不少理学名家相继入朝，参预大政。科举考试

“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于是天下竞趋之”。

同代人陈亮对只知低头拱手高谈义理心性而以“醇儒”自命的理学家深为厌恶。叶适对他们“不计功利”的主张亦持批判态度，指出：

“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清人戴震批评宋儒

“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实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戴震集》上编）

宋朝尊崇理学的结果是“万事不理，丧身亡国”。淳佑元年（1241年）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从祀于孔庙，标志着理学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理学兴盛的代价是赵宋王朝的覆亡。三十多年后，宋朝就在元朝的进攻下灭亡了。

清人颜元（习斋）平生只写了四篇文章，其中《存学篇》论两宋之亡：

“前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

赵宋王朝历时320年不乏圣贤，惟缺相材将材，此乃宋人亡国的主要原因，值得后人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