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鸡的四位名相之三：王安石

时间:2023-06-27 来源:m.86027.cn

属鸡的四位名相之三：王安石

诸葛亮诞生840年之后，中国又出了个名相。他的姓名与史上最负盛名的改革密不可分。这位改革家就是王安石，字介甫。

“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宋史·王安石传》）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17岁时王安石就立志不作凡夫俗子，并以契与后稷那样的圣贤自期。“材疏命贱不自揣”，抱定宗旨，定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成年后王安石对诸葛亮充满了仰慕之情，曾赋诗明志：

“汉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黄。群盗伺昏黑，联翩各飞扬。武侯当此时，龙卧独摧藏。掉头《梁甫吟》，羞与众争光。邂逅得所从，幅巾起南阳。崎岖巴汉间，屡以弱攻强。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势欲起六龙，东回出扶桑。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竖子祖余策，犹能走强梁。”（《诸葛武侯》）

表达了效法诸葛亮遗策，继续诸葛亮未竟事业的宏伟志向。

22岁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淮南（今江苏杨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处的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工作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朝廷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仁宗上《言事书》，以历史上晋武帝、唐玄宗等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致覆亡的事实为鉴，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变革大宋开国以来的法度，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不然的话，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难免走上覆灭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跻身于宰相之列。

王拜相后，即大力推行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富国强兵。

他明确提出，理财乃宰相当政的头等大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为方今之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理财，其目的非徒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已，实欲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使游民回到生产第一线，因为收成好坏终究取决于人而不是天。

要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首先须“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王安石主持制订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等一系列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项举措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新法的制订、颁布，作为指导变法的领导班子。

三司使是宋朝初年特设的理财机构。三司，即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税收制度紊乱不堪。以往的田赋、丁税均不足恃。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盐铁税，乃并盐铁、度支与户部为一使，称三司使。宋初沿设，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全国最高财政长官，号称“计相”。

司本为唐代尚书省六部属下的一个官名。为了直接处理财政问题方便起见，唐朝宰相往往兼领尚书省的一个司。宋因其弊，财权落到了司级机构手中，无形之中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变法伊始，王安石就把三司重新整合到新设的理财机构手中，进而把财政权集中于宰相之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之首，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因而采取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使宋代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宋代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分掌于宰相、枢密使、三司使手中。军政权归枢密使，财政权归三司使，宰相所掌仅限于行政一块。

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初衷，就是使财政权重归宰相，从而把行政、财政二权集中于自己手中。

王安石变法旨在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掌就在这里，而后制订实施的新法无不本此意图。

换言之，王安石变法始于制度变革，即以财政制度为突破口，重新厘定三司权限，整合财政行政二权，以提振相权。

变法成于此，败亦于此。

变法前，宋朝财政年年亏空，冗兵，冗官，加上皇室挥霍无度，不断“发诸宿藏”，即挖库存，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全国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两（银），“而所出无余”。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财政已出现赤字，短缺近一千五百万两。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王安石在前引《言事书》中揭示了造成危机的根源：理财未得其道，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即使增加官吏俸禄也不会影响国家经费。

《言事书》未被仁宗采纳，十年后却为神宗接受。

神宗赵顼继位时不满二十岁，却毅然以学尧舜自任，而环顾廷臣无一可语。王安石则耻其君不为尧舜，凡期于仁宗而不得者，于神宗而乃得之。于是君臣如鱼水相投，神宗之事业皆安石之事业。

纵观秦汉以来历史，若其君不足以有为，则臣难以有所建树。是故非秦孝公不能用商鞅，非刘备不能用孔明。是故欲知安石，不可以不知神宗。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宋史·神宗纪》）

神宗“痛心于数世之国耻，夙夜淬厉，而思所以振之”，因而在富国强兵这个总目标上，与王安石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神宗遂将变革的重任寄托于他身上，自熙宁二年（1069年）始，开展了一场变法运动。熙宁年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诸如国家财政的根本好转，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同神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但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设计师与主持者在如何变革问题上产生了分岐，特别是在抑制豪强兼并势力这个问题上，君臣之间的分岐集中地暴露出来了。

由于变法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手共同反对变法运动。神宗时常禁不住豪强势力及其代言人的威吓，一再表现出犹豫动摇，因而王安石当面批评他“刚健不足”，称他的作为不过是“纸铺孙家所为”。

熙宁七年，王安石首次罢相。次年复相后，仍得不到神宗更多有力的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病故，改革难以为继。

熙宁九年，王安石再次辞去宰相职务，由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神宗主持的变法不但失去了熙宁年间的开明气象，而且把变法引导到单纯增加财政收入、强化专制统治之上，逐渐偏离了富国强兵的总目标。

人亡政息。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十岁幼主赵煦继位，是为哲宗。英宗的皇后以太皇太后身分处理军国大事。她一执政，便起用守旧派司马光为宰相，让他废除新法。一年多的时间里，新法大多废罢，变法派亦被排挤出朝，新法的存废已不容再有争论了！

王安石变法乃君主制条件下对专制政体的一次大规模变革。这次变法先于戊戍变法逾八百年，后者不过百日，而安石执政长达八、九年。

变法，就是“变风俗，立法度”。

变法前，神宗曾诏王安石入对。

神宗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答：“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
神宗问：“然则卿所设施以何先？”
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神宗以为然。（参见《宋史·王安石传》）

如此说来，王安石乃“儒而有为者”。王安石变法，乃有为之术也。

王安石之所以异于俗儒，是因为他具“有为”之精神，并本此精神以讲求有为之方法，实行有为之政策，而此政策之体现，即为王安石变法。

法与术本是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的两柄利器。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道也。”（《韩非子·定法》）

术不同于法。法须公开明文规定，用于对付百姓；术则隐藏于君主心底，用以驾驭群臣。国无法不足以安百姓，君无术则不足以驭群臣，操权柄。

王安石诗云：“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羲画法作后程。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非以示世为聪明。”（《彼狂》）

在他看来，人生不能自治，必待君长制临。朴散为器，因立长官，乃圣人无可避免之举措，而有为之术，实为政治之本来面目。熙宁新法即有为之术。

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至为重大，所取得的政绩亦无可厚非。

苏轼曾猛烈攻击新法，但目睹元丰年间物阜民康，亦自悔昔日攻击之孟浪：“吾侪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与滕达道书》）

王安石变法有两个特点：

一为态度坚定积极。《宋史》说他“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顾虑”）。《宋史》本成于嫉恶安石者之手。其说虽为谤书，却近乎于事实。
《答司马谏议书》更显示了王安石义无反顾的姿态：“盘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以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司马光）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曰今有当一切不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二为计划切实详尽。王安石变法虽非出于凭空之创造，然所变之法，或变通前人之成法，或依据前此之经验，或应付当前之需要，仍不失为抗流振习之新政。

王安石深知宋势久积危弱，非根本上整顿刷新之，不足以见成效，故有变法之举。先之以老谋深算之策划，继之以彻头彻尾之行动。

即以此论，王安石便足以与大政治家相比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