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学】命理学历史探究

时间:2023-06-29 来源:m.86027.cn

传统命理学是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去描写和预测他命运的学说。

“在天垂象（虚），在地成事（实）”，命理学研究自然环境以及星象的能量变动（虚）对个体产生的影响的可能性，从而帮助个体把握机遇面临挑战（实）。同样的象作用于不同人身上，会演化成不同的事。

我国古代诞生过以下对人类命运的代表看法：

东汉王充道“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当主宰大环境的国命发生作用时，个人命运的兴衰荣枯就丧失了其意义。

《李虚中命书》说“出五行之外者，生死在乎我，具清浊之内者，存亡从数矣”

人若能摆脱阴阳五行的束缚即可自己掌握生死，而被清浊之气影响的，是被存亡规律影响的，也是反映了道教思想中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点，也是《了凡四训》中禅师的观点，也是《遥远的救世主》中丁元英的强者思维。

《星命集成》中有“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后进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责生旺，皆是贵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郡守、简帅者，日以杀人为事耶？”老师叹服。

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人们富贵的特点不同，所有的一切都要随时代变化而更新、都要结合实际情况判断，上文讲得是南宋时期，这种山河破碎的动荡年月，命中当以带杀气的为贵。

《三命通会》中记录了“余纪缙绅与凡民命同者，不能悉数”，又谈及各缙绅同命却不同结果的案例。

三命通会作者没有回避同年同月同日生之人命运不同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推命术

中国古代形成过两个通过出生时间来研究个人命运的主要流派——八字命理学和紫微斗数推命术。推命术的源头往往和古代天文学、星占学有关，但八字命理并非星占学。

紫微斗数的前身是十八飞星，再追溯是古代的五星术（七政四余）。中国土生土长的星占学体系是军国星占学，以战争胜负、年成丰歉、王朝盛衰等为占测对象，而以个人穷通祸福为占测对象的星占学都是外来的，即五星术是随印度佛教而进入中国的舶来品，紫微斗数则是对其改造的结果。

八字命理是寻找和揭示人的出生时间与出生人的生命潜质及人生轨迹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决定性的关系，而是概率上的相关性，更多是人们通过观察、统计、经验得来的。

八字命理盘是依据天文学中的太阳轨道（节气）排盘，是上帝视角盘，类似太阳星座。紫微斗数盘是依据月亮轨道（阴历）排盘，是主观视角盘，类似月亮星座。

紫微斗数与八字命理能推断的只是一个人的先天运势趋向，决定一个人的实际遭遇还有地运和人运，分别是社会背景和父母师友。

命理产生的背景

研究个人命运的学问的形成，大致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当人的个体意识或主体性张扬的时候，对人的命运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严肃的话题；
社会大环境是映衬着人的活动的一个背景世界，只有当这个参照系统是稳定的、可模式化的时候，人的穷通荣辱才能在框架里得到比较和描写，命理学的研究才能达到某种深度和广度；
社会上相当数量的人采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比如宗教国度里人们倾向于彼岸世界而非世俗。

东汉王充的《论衡》标志着三个基本条件都已成熟，第一，王充全面讨论了关于个人命的观念，反映了当时平民阶层对命的兴趣和认识，第二，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结构此时已经基本定型，第三，论衡的论说是直面现实人生的，平民出身、汉儒对立面的王充并不讳言正常的个人对于富贵寿考的向往和对于贫贱夭病的厌弃。

商周秦汉时期的思想土壤

殷商时期，殷人尚鬼，殷人以龟甲占卜，认为命是鬼神的意志、是可以预知的，通过正确的祭祀而引来神祗的报答，是可以改变命的，中国人对算命的实用态度——趋吉避凶在这里可以找到源头；周人认为天命靡常，仅靠殷人那样祭奉无济于事，应唯德是辅，周人多用占筮，较之龟卜多了灵活性和思想性，后衍生出周易哲学体系。

春秋时期，孔子认为敬鬼神而远之，构建起伦理-社会-政治的框架，强调对道德和人格完善的向往和追求，也坦然承认命运的存在，承认个人的行动和愿望无法摆脱命运的控制；道家认为命为人力无可奈何的自然与社会的力量；墨家认为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借用天鬼崇拜的形式造就了一批平民英雄。

秦汉时期，董仲舒建立天人感应论，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提出人副天数说，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大骨节十二、天有十二月数等论证天人同类；王充平民出身、著《论衡》，批判天人感应论为虚妄之言，为事实与价值判断上的虚妄，认为天和人都是纯粹的物性存在，天是没有意志的，相逢只是巧合，由于自己出身卑贱而无缘官场所以反省自己的人生经验，形成了性命分途的观点，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用气来解释万物变化，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彻底的自然定命论。

命理理论基础溯源

王充的自然定命论有三方面主要内容：第一，天道自然无为，第二，天地以及万物由气组成，第三，人的命运由初禀自然之气决定，命本身的发生是偶然的，但命一旦形成，又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性可循。

当时有两种基本的对世界认识的思维：一种是周易思维模式，产物是卦爻符号模型，一种是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产物是干支符号模型。

卦爻符号溯源

秦始皇焚书，周易为卜筮之书不在其列，汉代武帝独尊儒术，周易为六经之首，故汉代易学形成了以卦气为中心的象数易学体系。孟喜是卦气说的倡导者，利用周易的卦爻象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融周易与历法为一体，使一年十二月的阴阳变化定量化；之后京房进一步发展了卦气说，西汉末出现的《易纬》对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做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爻辰说，爻辰说跨出了年的界限、把三十二年作为一个循环周期。

以上都是从周易思维模式出发，试图通过卦爻符号描写天地间自然气的流转运行（或者说是宇宙），阴爻与阳爻被用来刻画宇宙间的某个片段内的阴阳二气状态。

这条路线在后续一直发展和深化，东汉魏伯阳将卦气说纳入道家炼丹术，北宋邵雍的先天易学又纳道入儒。

阴阳八卦溯源

阴阳二字，起源甚早，西周末年，阴阳被想象为气，一切自然现象的正常与否，常到阴阳中去寻求解释；战国初期，道德经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使阴阳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原动力，是一种使万物得以成物又分而为万的根源；后来阴阳被用来解释和发挥周易古经的易传，但之前的阴阳和周易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当易传的作者用阴阳来解释八卦时，标志着古老中国具有尚中传统的西方周人文化和孕育了阴阳说的南方荆楚文化的融合。

易传中认为阴阳不仅是一种气，也是事物的一种属性，各种事物都具有阴阳的属性，比如天就是最大的阳，地就是最大的阴，如此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可以通过本身具有的阴阳属性两两相对联系在一起，于是阴阳就成了表现自然界的普遍联系的范畴了，也于是作为一种自然哲学观的风气形成。

阴阳五行溯源

原始的五行说可以追溯到殷商的五方观念，庞朴的《阴阳五行探源》中认为殷商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是五行说的原始来源；五行最早见于尚书，夏书中说五行为五种基本生产活动，周书中说五行为五种物质资材，春秋时期的左传等书中的五行还是上述的认识，但此时已经有五行生克的萌芽了，战国时期五行说逐渐与阴阳结合，正式步入哲学殿堂。

齐国人邹衍倡导五德终始说，两本著作一本讲五行四时政令一年一周的小终始，一本讲四代更迭、五德相胜的大终始，此把阴阳五行引入了历史哲学的领域，形成一种循环论、目的论和天人感应的历史理论，也将阴阳五行推入了神秘主义，史记中将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

阴阳五行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学说，阴阳着重于事物内部具有相反属性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和统一，由此揭示事物发生和变化的原因，五行则侧重于事物的分类及其属性的关系系统，揭示事物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

在海内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和天人合一的社会思潮下，各学者纷纷利用阴阳五行这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工具去构建自己庞大的宇宙图式，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黄帝内经等都基于此进行了拓展。

干支符号

干支相传是前黄帝时代的大挠氏所创，干支的意义为树干和树枝，古人最早用干记日、用支记月，但此方法记日有不足，后就用干支组合的办法来记日，这就是干支纪日法。

命理学发展历史

第一阶段始于东汉末年，终于明代中叶，以命理巨著《三命通会》为分期界限的标志，为传统命理学的形成时期，经历了将近1400多年的岁月；第二阶段是明中叶后、至清代结束，约350年，可为传统命理学的发展时期、深化时期；第三段为辛亥革命以后，即现代研究时期。

之所以将《三命通会》作为传统命理学形成时期的终点，是因为八字推命的基本理论模型的框架已经完成，之后学者们的大量研究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去深化标准模型。

在命理学形成的实际探索中，有三条主要的研究路线：

个体寻找对应关系。八字的任何一字都可看做一个离散单位，从每一个离散单位出发，都可以到经验中调查试探、寻找某种对应关系，形成命理研究中最初的统计分析。
喻象分析。李虚中为代表的研究者是以年柱为契入点，建立分析程序、剖析模型内部关系，用的工具为纳音五行，手段是喻象分析，该思路并没有因为子平模型的出现而中断，明代的《兰台妙选》代表了该研究路线的高峰。
关系+喻象分析。从日干入手，使用正五行，不仅有喻象分析，而且进一步发展为抽象的关系分析，之后该思路成为主流。

早期线索

古代命理方面的研究被归为术数一类，《七略》中将术数略与诸子略、六艺略等并列，古代天文学、数学都是和星占学一起发展起来的，天文和历法为术数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源泉，同时本身也确实是古代的术数活动。

汉代时，皇家办理婚嫁之事都会让各种术数家来建议，但魏晋之后就被排斥在殿堂外。

按唐初吕才之言，传统命理学发端于西汉初之司马季主。

谨按《史记》：宋忠、贾谊请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按：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禄，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则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

在史书中，所能见到的最早论命记载为东汉末之管辂：

“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违，但人不知耳。吾前后相当死者过百人，略无错也。”是岁八月，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到了南北朝，史书已经有了诸多算命记载，南朝吉士瞻被记载推过命，北魏高官孙绍也善推禄命，北齐魏宁被记载武成帝将八字托词为他人而推算，魏宁预言其死于今年，后武成帝果真死于那年。同时也出现过多部命理书籍，后世皆提及过，但今已不存。也就是说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传统命理学意义上的论命活动，但具体是怎样的方法就不可考了。

隋朝的《五行大义》由开国公萧吉著，此书将自先秦到隋代的经书、纬书以及历代子书典籍中有关五行学说的部分汇集了起来。

初唐吕才的《叙禄命》列举了五位帝王的出生年月，他的推断都是以年柱为出发点的纳音为用，还引用了神煞和刑害来说吉凶，但他的列举不是完整的算命，只是想指出禄命不验的情况，以此观之，唐初还没有稳定的论命系统。

古典模型

《李虚中命书》勾勒出了“命学早期之理哲基本系统”：

元命胜负三元者，干禄、支命、纳音身，各分衰旺之地。
干主命禄责权，为衣食受用之基；支主金珠积富，为得失荣枯之本；纳音主材能器识，为人伦亲属之宗。
支干纳音之气，顺四柱以定休囚；禄马神煞之方，分二仪以求胜负。劫灾天岁遇用处，不能为凶；禄马奇举逢破出，未始为福。
四柱者：胎、月、日、时。

即以年为主，年干为天元禄（官）、年支为地元命（财）、年干支纳音为人元身（材能器识）。四柱的胎元为受胎的月份，通常以十月怀胎来推算，东汉王充说“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晋代葛洪也有同样的观点，但一般人不知道自己受胎的月份，十月也不准确，因此后来推命者就将其从基本结构众取了下来，有的将他与命宫并列作为补充，有的完全不用。

此时期已经有了中和原则，在命局中，干支之间的生克关系不是简单的上克下等可以概括的，因此古典模型逐渐发展出一种通过相互比较的方法来评判四柱结构的关系。在对四柱干支强弱性质的评估中不再仅仅是干支本身的强弱，而是和外部自然生态（五行四时）联系起来，最后的评价标准是中和原则，即命局进入了相对平衡的状态。当传统命理学进入今法时期后，中和原则就成了主要的论命原则之一。

今法模型

标准模型的特点是八字结构以日干为主，专主五行、不主纳音。标志其基本定型的是南宋的《渊海子平》。

《渊海子平》说天气轻清，故天干符号纯一，地气重浊，所包含的内容就复杂多了，各支所藏的第一位是这个地支的本气，其他是附属之气。

通过对地支藏遁的揭示，标准模型的三元也就是天干为天元、地支为地元、地支所藏为人元。人元是指人处于天地之间，虽由阴地孕育而成，但须受天之阳气始能为功，所以地支暗藏了天干之气，表征了天地人三者的统一。

今法模型并没有停留在喻象分析的层面上，并开始向新的关系层面进军，即十神。这种变化使它可以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去刻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大大开拓了命理描写的广度和深度，主要表现在六亲、财官的网络系统上。

深化时期

在今法模型建立后，明代的《命理约言》中小结，在过去虽然八字命理学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但建立的过程主要是民间人士代代相继的努力，徐子平等人仅是早期众多探索者中留下名字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从实际经验中积累起知识并建构各种规则理论的，所以包括《渊海子平》等都错综复杂、理义芜杂，而《三命通会》的作者万民英是进士，算是例外，但由于编撰目的是搜采，所以这篇巨著能够博而不能约。而进行条分缕析总结的主要有两个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是明代的张神峰、另一个是陈素庵。

后续又出现了任铁樵注《滴天髓》、《子平真诠》、《穷通宝鉴》这些著作进行了新视角的探索，《滴天髓》沿着喻象分析层面对八字整体结构进行了考察，《子平真诠》沿着关系分析层面进一步拓展格局理论的精微脉络；《穷通宝鉴》原名《栏江网》在喻象分析层面上深入揭示日主和月令之间所对应的调候要素之间的密切关系。

《神峰通考》

张楠认为子平命理学这个时候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已有的命理著作虽然理出于正，但无确然一定示人之见，也就是说真正的道理没有讲清楚，导致学者摸不着头脑；二是市面上招摇撞骗的算命先生水平太差。

因此《神峰通考》的目的很明确：恢复正理，辟诸谬说，即做理论上去缪归正的清理工作。

首先，张楠把当时命理学中存在的以纳音论命、以十二生肖论命、以神煞论命、以吕才所作的《合婚书》论婚姻、以及包括日贵格、日德格、魁罡格、六王趋艮格、六甲趋艮、勾陈得位等在内的外格，统统归于谬说，大加鞭挞。其理由主要是要求论命者需持全局的观念看命，绝不能只把一字定生死。

其次，在辟缪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自己论命的主张，最重要的是“病药说”。张楠的病药说着重强调了八字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认为只有具有这种先天的不平衡性，才能因有病而得药，由此在动态中求得新的平衡，达到新的中和，这是今法时期“有病方为贵、无伤不是奇”的进一步发展，但“若病重而得药，大富大贵之人也”似乎为病而求病，不病倒不是好的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