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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座的黄佑仁先生,会讲段子更会做菜

时间:2023-06-25 来源:m.86027.cn

【川菜大爷 · 第一篇】

1952年7月,四川省资阳市长沙埂火车站。年仅9岁的黄佑仁跟着三表姐、三表哥走过20多里的旱路,等火车从成渝铁路过来,他要跟着表姐表哥去投靠在成都当纺织厂女工的嬢保(大姨)。沿途山体塌方,火车晚到了两天。三个人全身上下只有两张车票钱,幸好投宿的栈房老板认得他们的父母,以长辈的身份收留了他们两晚。

火车终于来了,他紧紧跟在表姐表哥身旁蹭上了车。因为营养不良,9岁的他看起来还很小,检票员没有为难他。他们顺利地挤上火车。

背后是渐渐模糊的远山和河流,一个小孩的一生由此改变。

66年后,我问他:“离开妈妈你都不难过吗?”

“不难过,在家连红薯都吃不饱啊。我知道去成都能吃饱饭了,所以很开心。”

黄佑仁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四川省农学院,毕业后回乡当老师。因为家里有地,建国初期被作为地主打倒,被安排去生产队做一些文书工作,工分还不到普通农民的一半。他的二舅母在土改运动中不堪压力自杀,留下四个女孩。解放前逃婚去了成都的大姨,兜兜转转成为一名纱厂工人,生活境况相对其他兄妹轻松一些。她以让人难以相信的善意与勇气,“领养”了兄妹的小孩,让他们来成都跟着她吃住,在1958年城乡户口迁移大门封锁之前,从农村“转移”了11个孩子到城市。

大姨为画面正中的长辈女性,终身未婚。图中最前面最矮的小孩为黄佑仁,四个女孩为二舅家的遗孤;画面左侧两位稍大的男孩是三舅家的。还有一位表姐和两位表妹没有入照。

黄佑仁是最小的一个,大哥大姐当时已经工作,所以虽然孩子多,家里的境况在当时还不算差。在“一屋子都是小孩”的环境下长大,他养成一种超乎常人的审时度势的能力:会说话、会看眼色、不喜争抢。

他时刻牢记着自己出身不好,谨小慎微,以至于结婚多年后,岳父还评价他“胆小怕事”。

到成都没多久,黄佑仁进入龙王庙正街小学发蒙,1958年小学毕业时已经15岁。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校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出身不好的他没有考上中学,也不想再花家里的钱去读民办学校。

小学毕业照

黄佑仁的二表姐刚好在驷马桥拖拉机厂当工人,由她介绍,黄佑仁入厂当了一年钳工。一年后工业下马,一大批人被要求“工业支援商业”,他被调到西城区饮食公司下属的宜记饭店工作,那是一家四六分馆子,卖普通家常小炒。

“我算幸运的”,黄佑仁说,“那个年代很多人想去饮食业,因为可以吃饱饭”。没做几个月,食物紧缺,饮食行业也没有什么可卖了,作为学徒的黄佑仁每天上午去童子街担4箱豆腐、下午到东打铜街顶5斤面条,卖完就关门。“万人上山”随即开始,财贸部门组织大家去农村开荒建农场,黄佑仁也写申请去了龙泉驿养猪。三年后回到成都西城区饮食公司,被派去食时饭店工作,具体的工作嘛,就是做鸭子。

那时候,鸭子是由赶鸭人从南边乐山、彭山等周边县份慢慢“赶”到成都的,路途中鸭子边走边捡食田里散落的稻谷,越往北越长大,过两三个月到成都时,刚好是秋天。鸭子被集中圈在红牌楼、驷马桥等地的田坝,等候顾客挑选,卖鸭人收了钱,拿回去交给生产队。中秋前后上市的“秋鸭”最肥美,那个时段,全成都的饮食业都在杀鸭子。

食时饭店所营的耗子洞张鸭子工作坊在鼓楼街,黄佑仁每天的工作就是抓鸭子、杀鸭子。鸭屎、鸭血和鸭毛撒落一地,又脏又臭。不远处则是卤鸭子的大锅和烤鸭子的炉子,一阵阵香气传来,真是“一半地狱一半天堂”。

耗子洞张鸭子店如今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

做鸭子的空闲时间,黄佑仁会到食时店里,帮忙切菜、炒菜,在面锅旁挑面。因为出身不好,评先进、发奖励这些事情从来轮不到他。在食时饭店工作10年间,他的工资从来没有变过,一直都是一个月29元5角。比他晚工作的师兄妹工资涨到34元和39元了,他的工资还是纹丝不动。他忍不住去问领导,对方回复说:“现在是学员涨工资,没得你,因为你现在是师傅了。之前师傅涨工资没有你,因为你那时是学员。”

黄佑仁非常生气,又没法发泄,索性穿得破破烂烂,把自己睡过的棉被,就摆在作坊旁边卖,“我卖东西又不犯法,就是纯属‘臊皮’(四川话,意为不守规矩或有意让对方不爽、丢脸)”。

虽然工资长期不够用,但食时这段经历让黄佑仁练就了很多基本功,形成了一些单一的技术,在后来的厨师等级考试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杀鸡杀鸭、褪毛的手速,一般厨师根本赶不上。

1971年“红旗餐厅”(后改为荣乐园)开办厨师培训班时,黄佑仁已经28岁。这个培训班的老师是从全成都抽调的技术最好的师父,其中荣乐园的多一些。他厌倦了杀鸭子,也想学一些可以傍身的本领,于是想尽办法,经过多方努力,1972年,终于成为了第二期的学员。

川菜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荣乐园餐厅,现已不复存在

进了荣乐园后,烹饪变得很正规,川菜菜谱所有的菜,老师傅们都给学员先讲一遍,然后做给大家看。黄佑仁还记得,教材是油印的,授课老师主要是张松云、张云兴、杨镜吾、曾国华等。“张云兴给我们讲怪味鸡,也就是棒棒鸡,他先介绍乐山有个汉阳坝的地方产花生,吃了花生的鸡肉质较好。煮鸡的时候要用绳子捆住,用棒棒锤松,使鸡肉入味。”黄佑仁说,老师上课就跟讲故事一样,讲完背景,再讲调味是“怪味”,刀法可切片、条、块。

黄佑仁很清楚,做厨师必须要有技术,所以他学得非常认真。不管老师傅们安排什么工作,他都积极主动。培训结束后,原本要回到原单位的黄佑仁,通过张松云的保举留在了荣乐园,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第三排左二为黄佑仁

荣乐园的岗位都是机动的,每个人要把后厨的工种轮流干一遍,技术要求很全面。“这样今后当了掌门(厨师长),不管哪个岗位缺人,你都能胜任”,黄佑仁觉得这比现在后厨只做单一工种要好。

跟过去一样,黄佑仁只埋头做事,成都餐饮圈里知道他的人很少。技术职称考核开始了,三级厨师考试,他名列前茅。到1982年,成都市的厨师考级规定突然变了:参考者一上午要做7道菜,如果这7道菜都能完整做完,成绩合格,直升一级;如果只能合格完成5道菜,获评二级。

400多位厨师参评,最终只有8位获得一级,黄佑仁是其中之一。一时业内厨师都在议论“他都考起了啊?”纷纷表示不可思议,大家印象里他还是那个“做鸭子的”。回忆起同行的惊讶,黄佑仁在我面前笑得很开心:“他们都没想到我能考上一级”。

“考经”当然是有的,黄先生现在去开个补习班都没问题:“首先,你要手快;其次,你要明白菜品的制作原理”。复习提纲是一本跟书一样的菜谱,上面的每一道菜,最好提前操练几次。比如炸汤圆,听起来简单,如果油温掌握不好,分分钟爆给你看。用完一大包糯米粉的黄佑仁说:“我最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要耐烦,用小火慢慢加温,炸出来的汤圆才大小匀称,表皮金黄。如果火太大,一下子倒进去,外面都焦了,里面还没熟。”后来在考试现场给老师傅们当助理的朋友告诉他,他炸的汤圆是全场最高分。

炸汤圆,图片来源网络

此外,还需要根据菜单来安排做菜顺序:先做哪个、后做哪个、哪些可以一起做……“如果你把背手(麻烦)的菜先做了,后面简单的可能就没时间了。”后来担任味之腴饭店经理的华文通先生在这次考试中获评二级,他告诉我,他就失败在“菊花花卷”这道白案菜品上,最后时间不够了,面团没有发开,影响了得分。

考下一级后,第二年接着考特三级厨师,这时候考试标准提高,要求明白成菜要求,难度更大。“那个年代,很多菜只有高档餐厅才有,参加过荣乐园培训的人算是占了点便宜,因为很多菜是按照荣乐园的标准来制定的,而且专门给我们上过课。”

很多后来的“川菜大师”都在这张照片上

这是成都市第一次特级厨师考试,考生来自川西地区,包括成都、温江、内江、乐山、雅安、绵阳、西昌……光实际操作就要考三次:第一次是统考菜,第二次考刀工和自报菜,第三次考上叉子的菜(烤猪、烤酥方、烤鸡),外加芝麻饼。

考官和考生全部住在民族饭店,统一吃住,早上吃完饭才宣布考生名单。念到名字的厨师赶快拿上菜刀、围裙,统一坐汽车到芙蓉餐厅三楼,每人一个单间。考场的监考官是各地公司派来的干部,都不知道咋做菜,自然不可能帮忙作弊。走进各自的考场,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考试的菜单,原材料也放在旁边了。

黄佑仁碰到了一道“烫手”的“皮扎丝”,肉皮需自己煮,煮太软了不行,太硬了又切不动。先片、再切成非常细的丝,成菜要求是像牙签一样匀称。有的厨师是猪肉皮有多少就切多少,一大盘全部端上去。而黄佑仁是一片一片、一根一根地切,上菜前把粗细不匀的挑出来。“你要想到这本来就是考刀工,我的端上去评委只是说‘分量太少了,但是很匀净’,总比一盘粗的粗、细的细好得多。”

特级考试除了考试大纲外,还要求考生写15道“自报菜”,就是书上没有的菜,算入考试成绩。黄先生的“聪明灵活”让我心服口服:首先,你一定要想清楚,确定自己能做出来;其次,你不能选一次成型技术要求较高的,比如鸡豆花,弄不好失败了,原材料也没有了,只能得零分;第三,你的自报菜不能太难做。当时有一位厨师报了道热菜“孔雀开屏”,结果被抽中,做到评委都走了,他还在拼孔雀的头……监考官忍不住跟他说:“别做了,评委都走完了。”

图片来自中日合编《中国名菜集锦》川菜卷,由于加热会造成素材变形,所以这是凉菜版。好同情那位厨师……

特级考试既考验技术能力,也考验厨师的应变能力。黄佑仁告诉我,他身边有一些比他厨艺高的厨师当时都没有考过,主要问题是设计的和最后出品的不一样,比如菜品不成型,汤色太深或太浅、菜品不熟、配料不对等问题。

黄佑仁做的是什么菜?白汁口蘑海棠:取十几个比5分硬币大的口蘑,去掉蘑菇蒂,用糁把窝封好;胡萝卜切片压成花瓣形,插入肉糁成花型,中间再放一点煮熟的蛋黄,看起来就是海棠花的形状。上锅蒸熟,用白菜打底,摆好蒸熟的花,再挂白汁。他后来跟同行闲聊的时候说,“我这个菜哪怕掉到地上,我把它捡起来再放回盘里我都能及格”。

此外,复习提纲上已经包罗万象,你还要自己想15个菜,去哪里找呢?黄佑仁写了樟茶鸭子和挂炉烤鸭,这是他的专长,“你如果要我烤呢,你那里没有炉子,你如果非要我烤,那你得派人跟到我去鼓楼街烤”——黄先生露出“狡猾”的笑意,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黄佑仁对这次考试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考试结束后的一天,他骑自行车去耀华上班,路上遇到公司技术科的杨福民,对方赞叹他有“考福”,说他“一天不开腔,不出气的,螺蛳有肉在心头。每次考试你都是前几名,这次特三级出来的名单又有你”。黄佑仁很惊奇,那天后来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骑自行车到玉带桥和西玉龙街路口时,闯了红灯,交警冲着他喊“过来过来”,最后罚款5角。

当时通过特级考试的还有王开发、董继笃等人,现在和黄佑仁还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那个时代“考”出来的。这样严格的考试,后来再也没有过。黄先生说,过去有句老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考试除了一定的运气,当然更重要的是四川人说的“板眼”,即真功夫。

1983年11月,建国后第一次“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在北京举行。黄佑仁被安排担任曾国华先生的助手,前往北京配合做菜。当时四川派出了两个队伍,成都代表四川队,另外重庆单独一个队。

其中一道“樟茶鸭子”两方都想做,省公司决定在省技校先试做,谁好就让谁上。黄佑仁作为四川队的代表,在省技校的厨房背后现搭炉子,经过熏烤、卤、炸等步骤,把多年前在耗子洞张鸭子练就的手艺派上了用场。他做的樟茶鸭子得到了所有人的好评,最后被四川队所用。

黄佑仁在比赛过程中,看到了全国各地的作品,深受启发,开阔了眼界:“原来菜品还可以这样做!”赛后,部分厨师又参与了叶剑英的家庭宴席制作。曾国华先生指挥黄佑仁做了特级清汤。用鸡、鸭、排骨、火腿、棒子骨炖好的汤要“清”三次:第一道用鸡茸,第二道用猪肉茸,第三道用牛肉茸。肉茸浮在汤面,带走了汤里的杂物,同时又将自身的鲜味融入汤里。黄佑仁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地方做的清汤不好喝?料没下够。”当时曾先生做的这道鸡豆花汤得到了在场所有领导的赞扬,叶剑英的生活秘书还特意到后厨来,交代把剩下的鸡豆花留下来,“叶帅下顿还想吃。”

黄师傅说,鸡豆花的关键在汤,汤好吃了,整体才好吃(配图是我在成都锦轩餐厅拍的)

表演任务完成后,曾国华自己掏钱买了一条群英烟送给黄佑仁,“能得到他老人家的奖励,说明了他对我工作的肯定”,黄佑仁一直记得这个细节。

比赛结束,黄佑仁被派往中美合资北京长城饭店,担任川菜云台餐厅厨师长。

在长城饭店工作期间,为学员培训做示范,拿锅的是黄师傅

长城饭店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五星级酒店,耗资7500万美元建成。1984年,住在钓鱼台的里根夫妇特地在刚落成的长城饭店办商务酒会,里根也是长城饭店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当年一位姓胡的老人参观完餐厅,连连摆头说:“我们国家可能就只能修这样一家酒店,太豪华了!”

1986年春,喜来登为川菜厨师赴美表演制作的简报

开业没多久,长城饭店被喜来登集团接管。为了造势,饭店选定川菜厨师赴美短期表演。1985年,黄佑仁带队,和另外三名厨师在喜来登的安排下访问了美国西海岸的四个城市:洛杉矶、圣地亚哥、西雅图、旧金山,每个城市停留一周,做五天川菜,再休息两天,这大概是最早出国举办的“饮食文化周”。

在旧金山金门大桥与外国友人合影

“每个城市的最后一天我负责上台抽奖,抽中的客人可以免费到中国来耍7天,免费住长城饭店。”黄佑仁抽中获奖的一位美国妇女后来到北京长城饭店后,专门到后厨找他合影留念。

团队在美国西雅图电视台录节目,坐者为黄佑仁,站立者从左到右为颜家根、薄选民、钱寿彭

在长城饭店,黄佑仁一是接触到了厨房一流的先进厨具(很多设备都是第一次见),比如切肉机、蒸箱、蒸煮汤锅,“我和曾师傅在北京饭店做菜时,都没有这样的设备”;二是学习了厨房管理的新理念。黄佑仁跟在成都工作一样,每天到了就跟大家一起干活。来自香港文华酒店的餐饮部经理何民伟不高兴了,他说:“黄师傅,我不是请你来干活的,我请你当厨师长,是来管厨房的。你整天干活的话,那我应该多请一个厨师。”经理接着说:“你的职责是管好整个厨房的出品。不管小吃、冷菜、热菜,出了问题我都要找你。你要对厨房的所有出品负责。”

过去四川的后厨,并没有这样一个责任人存在。黄佑仁说,在厨房里的习惯是“推”,比如醋倒多了、菜切粗了,都是互相责备。“厨师长上要对经理负责,下要对各工种领班和员工负责,特别要了解所有员工的技术特长,他能做啥子、他会做啥子、哪些菜是他的特长,要让员工发挥他们最好的一面”,黄佑仁说,“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知人、善用。”

第一排左三为黄佑仁

有一次做了一份酸辣汤,里面加了炸酥的馒头粒。客人吃完说汤里有硬东西,把牙齿硌坏了。经理找到黄佑仁。问客人是什么东西硌的,对方也不知道,就是说吃的过程中硌着了。怎么办呢?经理直接把这桌免单了。黄佑仁很惊讶:吃饭还有这种好事?以前从来没遇到过。

在四川的时候,后厨的油可以反复使用,实在不行最后炼成红油也要用出去,在长城饭店黄佑仁注意到“炸过东西,尤其是炸过鱼虾的油都不能反复使用”。有一次有个客人点了玫瑰锅炸,说有鱼味,黄佑仁一吃,果然有鱼味,原来那锅油之前炸过鱼。客人刚好不吃鱼,于是也做了退菜处理。

当年云台餐厅接待了很多政要和名人,有一张黄佑仁和李宁的合影,后来被收入《川菜志》里,遗憾的是那个年代普通人一般没有相机和手机,很多珍贵的瞬间没有被记录下来。

餐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物资缺乏,除了个别餐厅有政府接待任务,大部分餐厅食材都短缺,你怎么练技术?想多切几块肉都不可能。”黄佑仁告诉我,曾经成都市的一些合作商店一天只有几斤肉,不要说卖,店里员工自己打顿牙祭都不够。

随着改革深入,四川的厨师们逐渐有机会走出国门,被外派到国外中餐馆工作。既可以为国家挣外汇,也可以提高个人收入,加上出国很稀罕,不少厨师报名参加。从长城饭店回来以后,黄佑仁和陈廷新、董继笃、张金良被聘为成都市一级厨师考核评委,随后又带队前往北京世界之窗餐厅,举办为期一周的“四川佳肴宴”。工作结束后,他带队前往美国华盛顿重庆楼工作。老板是三位华人,分别来自上海、越南和香港。

那一批去美国的川菜厨师不少,在联合国总部前留下了这张照片。从左至右:夏苏祥、蒋学云、唐作庆、黄兴华、黄佑仁、王开发、刘永康、张隆福

然而,签证不知为何出了问题(后来听说办的是商务签证,有效期只有三个月),有一天正在厨房里工作,突然老板冲进厨房叫“快跑!移民局来了,要抓你们!”黄佑仁和同事拔腿就跑。这件事之后,他就不想干了,跟负责外派的四川饮食服务公司打电话,表示自己不干了想回去。同行还有一位曹师兄,跟黄佑仁在荣乐园共事多年,也是好朋友。他跟黄佑仁讲,他、黄佑仁和另一位姓余的员工“一把萝卜不零卖”,他来负责找工作、租房子。黄佑仁告诉我,他去美国时,曹师兄已经在美国多年,社交方面比他能干,他相信师兄说的能办到,但“当时在外面找工作,就像没娘的娃一样,跟组织上就脱离了,到处去打黑工。钱肯定是自己的,但我害怕,害怕说不清楚,我又是带队的。原来有个罪行叫‘投敌叛国’,这个很严重。再加上成都还有我的母亲、爱人和可爱的女儿。”

半年后,黄佑仁就离开了那个看不懂文字、也听不懂语言的地方,回到成都。而曹师兄,则在美国闯荡奋斗,如今全家都去了美国——个性决定命运,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2016年,黄佑仁的女儿黄薇到华盛顿,专门去拜访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餐厅

1989年,黄佑仁在耀华餐厅工作,每天接待外宾为主,后来外国人都回国了,耀华的生意一落千丈。他注意到附近青年路做生意的商家多,于是从后厨抽一口大锅来专门卖面,由此打造了“爆款”大碗面。我问黄佑仁:你做的大碗面为什么好吃?他笑笑说:“汤宽、臊子弄巴适、调料放够,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碗,大家就排起队来吃”。后来他去市美轩工作,又把这碗便宜美味的面带了过去,甚至引来了《经济日报》的报道:

1990年2月24日《经济日报》对市美轩大碗面和黄佑仁的报道

1991年的某一天,饮食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突然跑到店里找黄佑仁,说有北京的客人找他,黄佑仁问是谁?对方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黄佑仁骑着自行车到了约定的宾馆,发现来人是前长城饭店饮料部经理刘光启(90年代市面上很流行一本书叫《A管理模式》,就是刘经理写的),他对黄佑仁很了解。当时他刚被任命为五星级中日新世纪饭店餐饮部经理,想找黄佑仁去做行政总厨。

此前一个月,公司想派他去北京西直门陈麻婆豆腐店当经理。黄佑仁的母亲当时正在住院,他没有应允。

刘光启问黄佑仁:你现在有什么困难?

黄佑仁答:我母亲最近住院。

刘光启:住院就是需要看护嘛?你总不可能天天在医院守着吧。

黄佑仁答:是。

刘光启问:现在成都请个保姆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

黄佑仁:六十块线。

刘光启:这样吧,在合同以外,我每个月另加二百元,你请两个保姆换着照顾你妈,这个条件你接受吧?

黄佑仁:我接受。

那个时候,黄佑仁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两百多。到新世纪饭店,黄佑仁的工资一下涨了几倍,自然乐意前往。成都市饮食公司也很高兴:当年成都的某家餐厅一年要上交几万元利润,几十个员工都很难完成;而黄佑仁带着八个人的团队赴京,一个月的劳务费就有一万多。

封面图就是在新世纪酒店拍的工作照,帅得让人想拥抱!

在新世纪饭店,黄佑仁的工作更复杂了:每月要出新菜单,还要给不同等级的宴席配不同价位的菜单;同时安排各种大型宴会和自助餐。每年一至十二月,生意状况不一样,他会根据情况平衡收支,旺季生意好的时候,有的原材料留存不用;留存的货物放到淡季支出。后来厨房核算的会计忍不住问他:“你每月的毛利为什么那么平稳呢?”黄佑仁笑着跟她说:“这就是我好功夫”。

当时四川厨师的伙食自己做,每人每天以餐厅售价为标准,每人140元,外加一瓶饮料或啤酒,根本吃不完。小吃厨师李潘说,家常海参好吃,他没吃够过。黄佑仁说,那这回你一定要吃够了才回去,不然你要后悔一辈子。于是每次午饭,李潘都要烧一碗家常海参。大概过了半个月,黄佑仁吃饭时发现桌上没有海参了。李潘摆头说:“我不但吃够了,还把它吃伤了!”

黄佑仁还有一个过去不敢公开的秘密:在新世纪饭店工作一年后,成都市饮食公司想让他回成都接手西玉龙的陈麻婆豆腐店,饭店又坚决要留他继续工作。后来饭店分管餐饮的张总专门找黄佑仁谈话,最后商定的结果是:他回成都办停职留薪,成都派来的人全回去只留下黄佑仁一人。黄佑仁至今还感念当时市美轩经理文瑄的“成人之美”,并保留了他的基本工资,直到他从北京回来。从这时开始,新世纪饭店跟他单独签合同,过去给成都市饮食公司的费用都给他,每年十四个月工资。

1995年,川菜厨房被评选为新世纪酒店“先进集体”时与北京厨师合影

黄佑仁默默计算了一下:跟出国待遇差不多,在国外工作不稳定,还有租房子等开支,而在这里是纯收入。他便留下来继续工作,没想到一干又是七年。因为身份特殊(黄佑仁为成都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常委),成绩突出,黄佑仁很受饭店尊敬:他住在当时100多美元一晚的客房里,衣服床单每天换洗;除了每年两次探亲假,还特批他每年回成都开政协全委会。他工作期间,饭店换了三任总经理。1999年,黄佑仁准备回成都,当时他已经57岁,是整个饭店里年龄最大的员工,“人要有自知之明”,黄佑仁说。

《增广贤文》有句话:稳的不滚,滚的不稳。黄佑仁想得很明白:“我觉得人生一世,要把握好,该稳的时候一定要稳,但该滚的时候还得要滚啊!”

在我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在若干场合遇见过黄佑仁先生,不管是众人高谈阔论的饭局,还是业内同仁们的聚会,我从来、一次也没有听他讲过话。倒是王旭东先生开玩笑的一句“过去能到长城饭店找黄师傅吃一顿饭,那简直洋惨了!”让我对黄先生产生了好奇。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从来不讲话,他答:众争之地不往。完了他补充道,主要是出身不好,争也争不赢,就干脆不争了。

他虽然出身不好,却凭着自己的谨言慎行安全度过了几十年。“开会的时候我爱发言,尤其冷场的时候,都说正面的。后来我们那个团支部书记说,每次运动我们都没有把你当成对象,都把你当成动力,想要团结你。”黄佑仁说,共产党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肯定需要一些必要的手段和措施。

困难年代,在他的描述下变得有趣而魔幻:那个特殊时期,饮食行业里可以吃“拿席”: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招待(服务员)挑选干净一些的收到厨房来,经过高温加热,员工再一起吃。谁还能剩呢?经济条件好的食客,或者好面子的人,就不会打包带走。

黄佑仁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星星酒”、“月亮肉”、“灯笼鸡”、“篦子鱼”?我摇头。

星星酒就是散装酒,顾客没有喝干净,酒杯倒过来还能滴几滴,积少成多;

月亮肉更磕碜了,把肉片的瘦肉部分咬了,肥肉部分就有一道弯弯的牙印,像月亮一样;

灯笼鸡是指蒸全鸡吃完只剩鸡骨架了;

篦子鱼是指鱼吃完了肉,鱼骨头跟梳头发的篦子一样。”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黄佑仁说,你不要笑,这种“享受”还只有大一些的餐馆才有——小馆子里的客人吃完饭,碗跟洗过一样。哪怕一碗面最后只剩下调料,也要加点煮面的汤冲来喝下去。

……

他从来不会讲“我给XX领导做过饭”,而是说“某某先生吃过我做的菜,就一两次”,他也从来不提他的徒弟。采访了好几次,他才告诉我现在成都有两位徒弟:一位是前龙抄手总厨陈宇,还有一位是前郦湾国际酒店行政总厨谢臻。有一天聊到很晚,黄佑仁给我听了一段微信语音,来自印度喜达屋(STARWOOD)集团中餐及亚洲餐行政总厨梁小清先生(梁小清是黄佑仁早年在长城饭店工作时的助手,当时并没有举行拜师仪式):“我跟您学的做菜,现在做菜也还是按您教的。我还是挺传统的,在印度十几年,人家都说这些菜是真正的中国菜,国内做的很多菜现在其实都不行。感谢您传授给我技艺。您多保重,您就跟他们说我的徒弟在印度呢,喜来登的行政总厨,我就是您的徒弟。我到哪里都说黄师傅是我师父,我不会忘记您的。”几句话听完,我的眼泪差点包不住。

梁小清接受印度媒体采访谈中餐

有的人日子过得像烟花,高调绚丽;有的人却如溪流淌过平底,低调寂静。黄先生的一生虽然没有很多徒弟,但是能被一位高徒如此温暖地铭记,足矣。

Q&A问答:

尔雅:个人烹饪生涯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为什么?

黄佑仁:回锅肉。在行业这么多年,特别是在北京十年,啥子该吃的都吃过。至今只有回锅肉没有吃伤(厌烦)。

尔雅:烹饪生涯中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

黄佑仁:通常五星级酒店的外聘厨师长2年一换,我在要求极高的新世纪饭店干了8年。另外就是当选了两届成都市政协常委。

尔雅:你最尊敬的厨师是谁?

黄佑仁:除了我师父毛齐成,就是张松云,他对人很好,不保守。尽管原来他不是我的师父,但是对我们一视同仁。我在荣乐园干了八年,有一段时间他的墩子就挨着我的,他用的刀基本上是我给他磨。他从来不觉得我们帮他做事是应该的,我抽他给的烟最多,他还经常给我茶叶。

尔雅:哪一家餐厅是您最喜欢的?

黄佑仁:去一个餐厅里,可能有1-2道菜觉得味道不错,但是谈不上“喜欢”。很多东西我都在家里自己做,比如发豆芽、凉拌肺片、卤菜、耙豌豆……比外面买的干净、好吃。

尔雅:您认为川菜行业当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黄佑仁:我有这种感觉:很乱。到处都是大师,有的大师自己都没弄清楚,到处去教别人,误人子弟。另外,菜品还需要提高,要登上大雅之堂比不过淮扬菜。我希望在更多高级饭店和五星级酒店能有川菜的位置。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到,就看下一辈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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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一个月前,我把此文的初稿打印出来,交给黄佑仁先生,并再三叮嘱他,拿笔在上面修改即可,我等他改完以后去拿。过了两天,他在微信上跟我说:我改完了,马上发给你。我还在想他怎么给我呢?就在微信上收到了数段巨长的文字——是的,他把我的纸质版人工变成了手机上的电子版,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用手写输入法打进去的,在他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直接进行了改动(可怕的处女座!)。

我的初稿大约7500字,黄佑仁先生今年75岁,并且之前做过心脏支架手术,眼睛也不太好。我非常震惊,继而很生气,我觉得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可能会危害他的健康。另外,因为他手速的关系,很多字打错了,比如“毕”变成了“比十”,给我的修改工作也增加了难度,需要一处处地跟原文对应。他还把这个版本直接发给了他的女儿!获得了“错别字太多,可能需要记者修改”的评价。

我忍不住批评了他,他回复:接受。我想他过去大概都是批评别人的,作为最早一批特级厨师,有多少人想要学技术,等着听他“骂”啊!

黄佑仁先生的故事很长,希望你喜欢。也祝黄先生身体健康,永远帅下去。

文:尔雅,历史人物图片由黄佑仁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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