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鸡的四位名相之四：诸葛亮
属鸡的四位名相之四： 诸葛亮
诸葛亮可谓中国第一名相，妇孺皆知。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通过小说《三国演义》了解诸葛亮的。罗贯中笔下的孔明先生聪明睿智，集中体现了古代人的生存智慧。苏东坡笔下的孔明则多了一份潇洒，且看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念奴娇·赤壁怀古》）
正史《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却是一位名相。作者陈寿在《诸葛亮传》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矣”。
由此可见，诸葛亮是以宰相的身分彪炳史册的。
宰相三国时称丞相。权臣篡夺皇位之前，大抵自居丞相以揽权。曹操便是一典型。“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挟”字活画了皇帝的窘态及皇权的衰微。后人有《邺中歌》一首，叹曹操：“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曹操生前未曾称帝，死后其子丕称帝，追谥操为“武帝”，史称“魏武帝”。“魏武挥鞭”即指曹操。
与权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忠臣诸葛亮。《太平御览》保留了亮的一段话：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诸葛亮集》）
说诸葛亮是忠臣，有以下几条根据：
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国号“大魏”。同年，诸葛亮引群臣上表，请刘备即皇帝位，刘备未许，亮说曰：
“昔吴汉、耿翕等初劝世祖（即光武帝刘秀）即帝位，世祖辞谢，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听了这番话，刘备才即皇帝位。
换言之，刘备是孔明拥戴登基的。刘备称帝，孔明称臣，君臣名分由此而定。此其一忠。
223年刘备病危，召亮“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在病榻称亮为“君”，把他与业已称帝的曹丕相提并论，实际上颠覆了先前的君臣名分，你可以效曹丕称帝，也可以辅佐嗣子称臣。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又敕禅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同上）
如此说来，刘禅与孔明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子父关系。
败军之际、危难之间，诸葛亮受任奉命于白帝城。此其二忠。
同年刘禅继位，孔明仍任丞相。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也就是说，大大小小的权力皆操于他一人之手。可谓权倾朝野，直到234年病故五丈原。期间，诸葛亮始终忠心耿耿地辅佐后主，无一丝取代刘禅之意。此其三忠。
凡此三忠，使诸葛亮赢得了天下第一名相的声誉。从此往后，中国历史上无一人能从他那儿夺取如此美誉。
诸葛亮一生，以出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段（181-207年）以躬耕为生；后段（207-234年）又可分两段，任丞相前（207-221年）为一段，任丞相后（221-234年）为一段。
有意思的是，前后两段时间几乎相等，都是二十七年。任丞相前后的时间亦相差不多。换言之，诸葛亮一生恰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任丞相。
循名责实，从实际政绩看，诸葛亮不仅是一个合格的丞相，而且是一个优秀的丞相。“鞠躬尽瘁，死后而已”这八个字，他当之无愧。第一名相的美誉，也当之无愧！
221年刘备即皇帝位，以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共理大政。
刘备在册封丞相的命文中说：“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把诸葛亮放在辅佐助理的位置，似寄以重任。
但刘备并没有授予他“开府”的权力。不开府，就不能设置僚属，丞相不过是皇帝的私人助理而已。加上一个“录尚书事”的头衔，就可以皇帝助理的身分主持尚书台的政事。“假节”即持节，节指符节，乃皇帝所授权力的象征，尤如手中握有钦赐上方宝剑。
既封丞相又不让开府，表明此时刘备心态平衡的缺位。一方面，策亮为相，是他唯一的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投奔刘备的人才本来就不多，而堪当此任的相才更是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不封亮为相封谁呀？
另一方面，不让诸葛亮开府，设置僚属，乃是对他的防范。皇帝谁不想做？相权既振，皇权必衰，乃秦汉以来权力运作的不二法则。刘备当然要把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容外人分享。
刘禅继位后，仍以亮为丞相，但让开府治事。次年，又领益州牧。从此，诸葛亮始作为蜀汉最高行政长官主持政事，方才成为名符其实的宰相，独立自主地治理蜀国。
诸葛亮早在隆中时便为日后的蜀国制定了“外结好孙权”的战略。刘备死后，惩东伐孙吴之失，他首先考虑的大政方针，就是对外与吴通好，续结蜀吴联盟，以摆脱战略上的被动态势。但恐孙权闻刘备殂陨另有异动，一时不知所措。
正当此时，尚书邓芝建议：“宜遣大使重申吴好”，并主动请缨为使。此议正中丞相下怀，亮即遣邓芝出使孙吴。
邓芝转达了诸葛亮的意愿，对孙权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蜀吴夷陵之战前，为了集中全力对付刘备，孙权曾上书曹操称臣，后又向曹丕奉表，受封为吴王。曹丕要孙权把儿子送到洛阳作人质，孙权托词不允。邓芝抓住此事做文章，对孙权晓之以利害：
“大王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正当蜀吴二国重修旧好之时，曹丕倾全国之力，以三路人马向吴国发起进攻，并亲至广陵（今江苏扬州）临江阅兵，见孙吴沿江严加戒备，只好引军还归。孙权由是和曹魏翻脸，最终确定了联蜀抗魏的战略方针。
续结吴好，使蜀汉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暂时解除了东顾之忧，有助于外拒曹魏、内修政理，也有利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目标。
228年，吴国太守周鲂伪降，诱魏将曹休举兵入皖。孙权派陆逊破曹休于石亭。次年，孙权正式称帝。
称帝后，吴国在承认蜀汉帝位前提下，“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蜀国群臣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勿顺”，一致主张“绝其盟好”。
诸葛亮力排众议，首先指明蜀汉联吴旨在“求犄角之援”，而不是“显明正义”。若与吴绝盟，蜀吴即成敌国，彼方“仇我必深”，己方则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若蜀吴“顿兵相持，坐而须老”，又给曹魏以可乘之机。
其次点明“优与吴盟”，乃“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也”，劝臣属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只看到眼前那点事。
再次则进一步分析当前形势，指出孙
“权之不能越江（长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汉水），非力有余而利不取”，而是“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若蜀对吴、魏用兵，他们必将联合全力对付吾国。
最后揭示了“和吴”对即将北伐曹魏的重大意义，指出
“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
诸葛亮这番精辟分析说服了臣属，蜀汉对孙权称帝，不仅不反对，反而派使臣前去庆贺。
终亮一生，“外结好孙吴”的战略一直未变。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亦是诸葛亮在隆中制定的战略。出任蜀相后，他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恩威并施，以抚、和为主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诸族聚居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在该地区，关于孔明的传说流传至今，就是明证。
在南中四郡（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生活的诸少数族，史称“西南夷”，同汉族长期交错居住，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西南少数民族主要从事农耕，兼营畜牧业。该地区出产金、银、漆、朱砂和牛马，与蜀汉国计民生休戚相关，据史籍记载：“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建兴元年（223年），越嶲（今四川西昌东）叟帅高定元杀郡将举兵称王。牂牁（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据郡不受调遣。益州郡（今云南晋宁东）大姓雍闿杀太守，朝廷另派太守，又被他执送吴国。同郡大姓孟获追随雍闿起兵反叛，并煽动当地少数族同叛。
建兴三年，与吴结盟后，诸葛亮即分兵几路南征四郡。时雍闿已被高定元部下所杀，孟获代立为首领。亮先攻下越嶲，杀高定元，接着渡泸水（金沙江），深入不毛之地，以孟获在当地夷汉民众间威望甚高，乃采“攻心为上”之策，定计将其生俘，纵归使更战。凡七擒七纵，终于使他诚服，表示不再反叛。
同年秋，南中四郡（越嶲、益州、永昌、牂牁）叛乱全部平定。
诸葛亮平定叛乱后，析分南中四郡为六郡，以便于管辖。又“即其渠率而用之”，就是尊重各族风俗习惯，不变更其部落组织，利用当地汉族豪强与夷族首领进行统治。还把强壮男子编入军队，连同家属万余户迁到蜀中，以充蜀军。
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先进文化，改变落后的耕种方式，传授织绵技术，促进手工业发展，修复古道亭驿，以便利商旅活动，对当地的开发与各族的融合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强调“和”与“抚”，吸收上层人士到成都当官，如授孟获为御史中丞，并给以较高的待遇，等等。这些做法虽无新意，但与专以武力镇压，乃至斩尽杀绝的手段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因此收服了人心。
“内修政理”的战略在诸葛亮任职期内也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刘备一样，诸葛亮当政，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争取益州地方豪强与士大夫的支持，也能大力拔擢一些出身贫寒而确有才能的士人，例杨洪本是太守李严的功曹，亮发现这名小官很有见地，就提拔他任蜀郡太守。因而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
刘备死后，诸葛亮进一步调整当地士人与外地人士之间的关系，着意网罗与任用有名望有见识的人物。广汉名士秦宓，在刘焉、刘璋统治时，拒不接受州郡辟命。亮领益州牧后，派人把他请来，任他为别驾，后又任左中郎将等职。
诸葛亮当政期间，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不论何人违法，皆严惩不贷。例如，参军马谡极受亮器重。北伐曹魏时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挥泪斩马谡于军中，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
诸葛亮重视恢复与发展蜀汉的经济，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务农殖谷”，就是“惟劝农业，无夺其时”，增加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闭关息民”，就是“惟薄赋敛，无尽民财”，实行休养生息，让百姓有一个稳定的生产与生活环境。
为了扩大粮食生产，诸葛亮重视水利建设，如在都江堰设置“堰官”，征发丁壮常驻，以维护其安全，还在成都外围修筑防洪工程。
为了满足军需，诸葛亮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以调整、充实，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督农系统 ，在一些郡、县保留或设置专职或兼职农官。为了解决军粮供给问题，亮“休土劝农”、“分兵屯田”，“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诸葛丞相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举措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据《文献通考》估计，在魏国户口锐减、吴国户口略增的情况下，蜀国户口却有所增加。221—263年间，户增8万，约增四成，口增18万，约增二成。
总的看，诸葛亮治蜀，要在审势攻心两途。宏观审势，微观攻心；执法先审势，用武须攻心。
宽严相济、恩威兼施的道理不难理解，难的是何时宽何时严，何时放何时收。不当宽时宽，不当严时严，同样会翻船；不该放时放，不该收时收，同样会犯错。
诸葛亮执法“峻急”，史有记载。至于峻急的程度，晋人郭冲说，“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同时代人陈寿却说：“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各说各的，似乎都有道理，但皆失之于片面。
刑政尤如一把利剑，剑锋锐厉，加上出手迅捷，自然易出政绩，然而利剑也易伤人，一味亮剑宣威，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虽能收一时之效，出一时政绩，却难服众人心，反而易激起民怨，乃至民愤。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所撰对联一副，上书：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对诸葛丞相治蜀政绩作了一个尖锐而不失公允，客观又不乏真情的评价，特别是在孔明被高度神化的氛围中点明了不足为训之处，难能可贵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