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迷信的科学其实很艺术:国内外风水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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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真善美】

在人类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中，自然科学属于“真”的范畴；宗教信仰属于“善”的范畴。但事实上，“真”与“善”往往通过“美”来表达和传递。

关于“美”的感受和评判，涉及文化主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有主观成分存在，又深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风水文化的美学观正是在华夏文明独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上形成并发展。

与西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深受农耕文化影响。农耕与土地的关系紧密而牢固，在与土地、自然的固定联结和交流互动中，华夏先辈习成了一套系统自足的生产生活经验，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观念，这就是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

这一观念普遍渗透在医药、建筑、书法、文论、绘画等各个领域，其中将“天人合一”观念表现得较为直观且透彻的，就是风水文化。

风水是基于几千年农耕文明传承，根据华夏大地气候温度各异的广袤地域条件所总结出的经验之谈，其概念非常宏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植根于农耕文明背景的“风水”文化系统兼容并蓄科学技术（真）、宗教信仰（善）、艺术审美（美）这三个维度。

比如，风水文化中包涵着观尝水质、称量土壤、测定方位等类似于现代环境科学、地理科学、地质学等学科的观测方法；

包涵着讲究祠堂庙宇寺院这样属于民俗信仰的精神寄托；

也包涵着空间布局的建筑美学、园林设计艺术等审美经验。

关于“风水是不是科学”这样科技维度的讨论已不绝于耳；“风水是不是迷信”正是对其民俗信仰功能提出发问；而风水的审美维度研究，前人学者虽有涉及但毕竟宽泛，鲜有基于整体文化背景和实际调查的深入分析。

【海外风水研究】

国外对中国风水的态度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明末17世纪中叶至新中国成立，西方对华入侵控制，传教士、官员学者视角中的风水属于异域落后的迷信；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扼制。此期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与文明》一书中，对风水细节详加研究，并对其中的审美-文化特征做出分析；

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时期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国际研究者注意到中国风水维护生态平衡的特质，逐步开始以学习借鉴的态度深入研究风水，并取得一些成果。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学者对中国风水的基本态度有感染性巫术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和中国巫术帝国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另外还有法国社会学年刊学派的涂尔干和莫斯的象征的宇宙分类论。但20世纪前半叶欧美人类学家的风水研究，都带有严重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因此导致了许多跨文化误解。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弗里德曼、裴达礼、王斯福、马丁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家才开始理解中国思考方式及风俗习惯的独特性，将风水视作一种东亚文化而置于肯定位置。

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李亦园为代表的东亚人类学家开始改变对欧美理论范式的全面依赖，提倡风水文化的本土解释，提出中和位育论以更好地理解风水的知识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兴趣，中国风水文化也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和欢迎。如美国著名科技史学者席文1977年在《东亚的科学与技术》专著中，认为风水至少在南方的应用具有科学性的方面，突破了李约瑟只承认风水具有美学特征的见解。

另外，海外学者从地理学生态建筑-景观学、哲学、审美学、民居、城市规划等领域和视角对风水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英美一些大学还培养了若干来自中国和亚洲专门研究风水的博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及海外汉学团体、一些跨国公司，也纷纷邀请中国相关研究者进行交流和咨询。

日本、韩国作为中国邻近国家，文化哲学框架更近于中国，因此对风水的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如美国伯克利大学风水博士、韩国教授尹弘基指出：

风水旨在通过指导人们如何选择吉祥的环境以及怎样营建与环境相谐调的建筑实体，以达到调控人类生态环境的目的。

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与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的概念将它简单地称为迷信或者是科学。

【国内风水研究】

20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激烈。西方近代科技相继传入中国，国内学者纷纷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中药、风水地理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因为与西方学术概念相抵触，被当时学者一概视为旧文化的糟粕，甚至被北洋政府明令禁止。

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运动将大量古城墙、古建筑彻底拆除，对中国风水文化研究造成极大损失。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对风水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

《辞海》中的风水条目带着浓厚的偏见：

风水就是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者是葬者一家的祸福。

2004年出版的《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一书中陈述了风水的基本原则和表现形式，篇幅末了不忘加上“迷信”的批注。比起前一阶段学者不加辨析直接否定，这种做法尝试了解风水的基本性质，但所做评价未能脱去早期偏见的影响。

其后陆续有建筑学、天文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学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对风水予以一定程度的借鉴与旁证，纷纷呼吁对风水的可取之处加以客观研究。

地震出版社编审商宏宽先生，对于风水的观点较为宏阔，他认为：

将中国的风水活动仅仅看成阴阳宅地的选择是太狭隘了，还应该包括国防、城防建设、水利建设、园林建设、国土规划、找矿、找水、资源开发、军事设防等。凡是‘顺应天时、巧借地利、促进人和’的人类工程活动，都有风水活动做出的贡献。

从环境（科学）方面，中国风水重视天（文）、 地（理）、气（象）、生（物）、人（类）综合研究，对人类的生活环境系统有总体分析和建树，成为中华自然国学中的奇葩。

这一观点认识到了学者前人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作为学术研究的前提，科学并不是唯一权威的学术研究领域，另有宗教、道德、艺术等范畴可与科学鼎足而立（钱穆先生观点）。非要把风水在科学或迷信之间做一取舍，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21世纪初关于风水的国内争论，主题仍然是风水的科学与迷信之争。透过争论可以看出风水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群众基础及其学理上的身份模糊性，因此为风水做一学理上的梳理显得更为必然。

【风水美学相关研究】

从英国学者李约瑟开始关注风水，风水的的审美性特征逐渐得到重视和表述，其后，陆续有国内学者就风水的美学特点做出探索。

如孟涛、郝赤彪提出，风水中的美学理论主要包括对称美、和谐美、象征美和人文美，袁静、何雯总结出风水美学对象的自然性、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象征性、地域性，以及风水中体现传统美学之含蓄、幽曲、对称、方正等特点。若冰、张萍指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独特的风水美学原则——借景、适度原则。这些主要是从建筑学角度进行的风水美学分析。

风水美学在园林中也有广泛运用，如风水中的天人合一理论、藏风得水论、负阴抱阳模式对园林选址和布局都有重要影响，风水美学对园林要素如掇山理水、植物配置也有明显影响。

陈钠认为，山水画最初与风水地理图有关，如山水画中的整体观、类化、俯察式布局、讲究气、势等等都是借用风水地理图的模式。风水地理图在审美移情和表现技法上堪称为山水画的先声。

【总结】

关于风水研究，目前国内有一些学者仍未脱离20世纪60-70年代的惯性，以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风水文化，认为其在“迷信”与“科学”之间非此即彼。

我们应该看到，风水文化的历史发展是动态的，与时代潮流同步发展。作为前人经验的观察总结、历代传承的原理，风水作为知识系统是中性的，本身不具备迷信或科学的倾向；抱持迷信或科学态度的主体，只能是基于各种动机将风水知识取为己用的人。

纵使借风水的名义造成损失，承担责任的也必须是作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而不是作为知识系统和经验原则的风水。风水知识掌握者、传承人的主体素养、主观动机可留待个别分析，在学术研讨中，一概拒斥或全盘接受（作为知识体系的）风水都不是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

目前可见各界研究者关于风水研究的论文，重复论述甚多。从内容来说，浅尝辄止于对风水知识系统中风水简史、风水流派、风水基本概念要素及几个经典实例的援引；从学术态度来看，多把风水作为工具或借鉴，因而大多忽视了风水知识系统背后的哲学、美学乃至文化背景。

社会人文视角的风水研究，国外汉学家、人类学家有所涉足，但终因西方哲学观、文化背景与东方不同，难以进行全面透彻地分析；国内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对风水进行相关研究尚在少数，一些学者已经尝试对风水的美学原则加以归纳，但整体来看，风水的美学研究仍缺乏深化及持续研究的思路和动力。

从研究者的领域来看，国内从事建筑设计、园林规划、地理学、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学者对风水研究感兴趣居多。他们客观地把风水作为可资借鉴的工具，一般介绍的只是风水知识系统中与本学科相关的部分，缺乏哲学框架的透彻分析，又缺乏对风水原则持续深入的理解和运用。学者胡义成呼吁广大学者重视风水研究，也同时指出前人对风水的哲学、美学分析着力不足，以至于造成风水研究目前尚不均衡的状况。

过去对于风水的论述，偏重于事项表面的、直观的价值评判，而对其运作原理并未加以深入探究。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均是人所主动创造，如不察其文化主体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意图，仅仅在细枝末节上付诸努力，便容易将研究对象降低层次，沦为死物。

近年来随着学术系统的日渐完善和多元发展，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外尚有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观点逐渐得到普及和认同。风水研究有望走出科学与迷信“是非题”的困境，得到多视角、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研究。

例如，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杨文衡认为风水属于风俗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多注意对民间俗信的风水仪式过程、风水术语、风水禁忌加以描述和阐释。

但除此以外，各界学者对于风水的深层运作原理、人文意义、主观目的及客观影响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未作出较有说服力的、全面深入的建设性探讨。目前所能查到的关于风水研究的学术论著数量比较有限，且大多是以风水为手段工具而非直接研究对象。介绍内容也多是散点式、提要式、描述式的，有力度的实地考察研究较少，引用资料相对陈旧。

客观来说，国内一些学者对风水缺乏客观深入的认识，原典阅读不足，又少有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必然会导致理解偏差。由于各人对风水理解层次不一，很难得出有效共识，而罗列现状式的争论少见深刻洞察的观点。

相较而言，韩国教授尹弘基，基于大量实地考察和考证的基础上，避免搬弄深奥的术语，提出立论公允、客观的独到见地，显示了新时代新视角新方法在风水研究方面的思考。

在当代少见有关于风水的较为系统的人文维度研究与美学研究，这与风水的“科学”研究形成了很不相称的情况。

在风水的美学价值方面，分析较为连贯深入的是王蓉的硕士论文《试论风水的美学价值与意义——以西安为例》，论文能够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从美学视角认知风水，探讨风水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哲学基础，传统审美心理在风水中的体现。论文以历史为脉络，地理为坐标系，加上文学的解读，又有实际案例分析。语言中肯，不刻意套用玄奇难解的术语，这是风水美学研究的全新方法和正确途径。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更加深入的讨论。

非常重要但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风水理论之中的“天人合一”、气、形、局、势等概念，与传统书法、画论、文论、中医学、传统军事理论等皆有相通之处。

（博士论文及近年研究的综述待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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