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读者的命理信仰

中国传统读书人，或多或少与命理文化有些关联。古代的我们不去论他，说夏商周就是个命理世界，一点都不过分。鸦片战争以后，传统读书人依然与命理信仰关系很大。

兹以曾国藩(1811—1872)为例。他表面上声称不信风水、占卜等命理文化，但事实上，他还是有不少相信命理文化的记录，介于信与不信之间，有时信，有时不信。总体上说，他笃信相面，半信堪舆，半信扶乩，相信占卜。

相信相面，他有著名的《冰鉴》一书，有许多相面的实践。对此，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不具论。

堪舆方面，曾国藩不止一次说过，他祖父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注二）受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曾国藩起初不信风水。但是，一件事让他有所动摇。1846年他祖母去世。关于祖母阴宅选址问题，曾国藩与祖父意见不一致，后来，他听从了祖父的意见，也劝说自己的兄弟顺从祖父意见。事过半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一是祖父的病痊愈了，二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癣疾好了，三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曾国藩以为这与祖母阴宅风水好有关，选址正确。此后两年，曾国藩家族连添三男丁，曾国藩本人则升到侍郎。他将这一连串的吉祥之事与其祖母葬于福地联系在一起。此后几年，曾国藩对风水变得热心起来，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还曾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

扶乩方面。1858年5月的一天，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的判词(《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谜底为「败」， 取「贝」+「文」。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的胜利，气势正盛，曾国藩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安徽三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恍然大悟：「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注三）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占卜并非全然不信。

占卜方面。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1832—1893)对占卜很有造诣，其日记中有许多占卜记录，所占内容包括时局、健康等。他也占候，其预言屡次获得证明。（注四）对于赵烈文的占卜造诣，曾国藩很为器重，他们多次讨论占卜问题。赵多次为曾占卜时局与健康。1867年7月 21日晚，他们讨论时局。赵根据占卜结果，表示清朝覆灭恐怕不出五十年。曾认为不至于此，赵从历史演变的规律予以论证。日后的历史发展，与赵的预测是吻合的。从赵烈文日记看，曾国藩的语气是相信占卜的。赵日记中，有大量占卜记录。赵烈文笃信占卜预言，所以，太平军被镇压下去以后，赵烈文就到常熟去做了隐士。

曾国藩之前，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热衷扶乩。其父叶志読(1779—1863)深好扶乩之术，叶名琛为父亲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叶名琛一切军事行动都取决占语。当部下告知英国军队攻占广州东郊一带炮台时、攻占广州对岸炮台，他都不动声色，依据扶乩大仙的乩语进行决策。结果，广州被英军攻破，他成了俘虏，这才后悔至极，称「两大仙误我」。（注五）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郭嵩寿(1818—1891)、冯桂芬(1809—1874)，对堪舆均有研究。曾国藩去世后，郭到湘乡附近为曾选择墓地，没有看中，后来选择了长沙附近一处地方。曾国藩之子曾纪泽(1839—1890)表示他一向不信风水，但是牵涉到安葬父亲的大事，也不得不从俗，因此同意了郭嵩寿的选择。郭嵩寿的墓地，亦为自己生前择定。

冯桂芬的堪舆术，在同时代士大夫中很有名气。他父母亲的墓地，均由他自己选定。他还代他的同乡、吏部侍郎殷兆矿(1806—1883)选定其夫人程氏的墓地。殷兆矿夫人去世以后，请风水师来选墓地，冯桂芬也提出一种方案，两人意见相左。殷家最终采纳了冯的意见。由此可见，殷家对冯桂芬的堪舆水平的相信超过了风水师。冯桂芬还会占卦。1861年，太平军策划进攻上海，上海乡绅风声鹤唳。冯桂芬为上海城市命运卜了一卦，并将占卜的过程、结果记录下来，结论是「此吉课也」（注六）。

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文田(1834—1895)，在命理方面也有记录。他官至礼部侍郎，对抽签、相面等均有心得。他1859年进京参加会试，在北京关帝庙抽签，签语为「名在孙山外」，自以为此次必然落第。等到发榜，发现自己中了进士，转而认为签语不灵。殿试结果，状元为孙家鼐(1827—1909)，榜眼为孙念祖(1829—？)，李氏得探花，列二孙之后。至此，他恍然大悟，此一结果与签语正相巧合。（注七）李文田亦精相法，梁启超初入京，文田见后，顿足对友人曰：「此扰乱天下耗子精也」。（注八）其意，一是此人好动，二是此人好破坏。

以上所述，都是考有科举功名的，受过儒家文化正规熏陶的。有些人，像徐荣村、徐润，都受过传统儒家教育，都当过买办，接受过一些西学。他们对命理之学多持相信态度。

徐荣村(1822—1873)，广东香山人，少好学，后出外经商。上海开埠后，来沪经商，在英商一洋行当买办。他致富以后，在两三年之内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在故乡看风水，迁葬祖坟，占山地一百余处，期望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气。

徐润(1838—1911 )也在上海当买办，经商致富，在风水方面也花了许多银两。1881年， 徐润听从风水师的建议，捐款在家乡修筑围墙，改湾大沟，整修文阁，据说能改变运气。他为此捐了 200万两银。（注九）他在自叙年谱中记述，由于他的这一改善风水的举动，他家族中升官发财的所在多有，并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情况，并称他家乡患麻风病的人也由此绝迹。（注十）1890年，他夫人在澳门去世，他也对葬地选择、落葬方式提出具体意见。日后，他追忆这段历史，对自己的决策很感满意，认为这么做改善了风水，「年年添孙，生意亦顺。」（注十一）

晚清时期，相信、讲究占卜、风水等，在读书人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最典型的是董文涣(1833—1877)。他是山西洪洞县人，1856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历任顺天乡试、会试同考官、日讲起居注、甘肃甘凉兵备道、甘肃秦筑阶道等职。他有一部分日记存世。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占卜活动的超级痴迷者。这些残存的日记，涵盖的时间从同治元年到光绪元年，首尾十四年(其中同治七年全缺)，明确的关于占卜等活动的 记录有125起，平均每年将近10起，有的一起包含多项活动(有时既抽签，又演周易)。占卜的方式，有关帝庙、吕祖庙、财神庙抽签，设坛扶乩，有周易演卦、八字推命、牙牌灵数、六壬神课、灵棋经、梅花数等。占卜的内容，包括自身健康、个人年运、个人官运、放差远近、个人出行、婚姻当否、婚姻日期、生子顺否、留鬓与否，还有妻、妾、子命运健康，子弟科考前景、国家前途、书院建筑工程可否动工，有奇异梦境也卜。他几乎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占卜流年运势。最特别是，有两次四更鹑叫，一次厅中镜子落地摔碎，他要占卜是祸是福；一次夜间床头发生巨响，他也起来占卜，卜的结果是老鼠所致。他极为细心，每次抽签的签语、占卜的过程，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日记中还不时地记有他与别人对占卜结果的讨论分析，对以前占卜记录的验证，以及他对占卜一事的文化理解。（注十二）董文涣日记，堪称研究晚清命理文化的极好素材。